傍晚的夕阳，将金色的余晖洒落在位于顺义区温榆河畔的“丽京花园”别墅区。
这里毗邻首都机场，是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京城最早形成的高档、涉外别墅区之一，居住者多为外企高管、外交官以及像高媛媛这样注重隐私的名人。
绿树掩映，河道蜿蜒，独栋别墅之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确保了足够的私密性。
高媛媛名下这栋带独立院落的三层别墅，外观并不张扬，但内部装修舒适而考究。
此刻，一楼的餐厅里，正上演着温馨又略带“混乱”的日常。
快两岁零两个月的龙凤胎，王闲和王若若，正坐在特制的儿童餐椅上，进行着他们的晚餐“大业”。
这个年纪的孩子，语言能力正处于爆发式发展的前期，表达欲望强烈，但词汇量和逻辑还远远跟不上他们的小脑袋瓜。
“爸爸……勺勺……掉！”王若若挥舞着手里的小勺子，一块胡萝卜泥精准地飞到了王盛的袖口上。
“鸟！飞飞！”王闲则指着窗外偶然掠过的一只麻雀，兴奋地跺着脚，面前的米粥碗危险地晃了晃。
王盛一边用餐巾擦拭袖子，一边伸手稳住儿子的碗，嘴里还得应付着两个小家伙的“语言轰炸”。
“嗯，勺勺掉了，若若下次要拿稳哦。”
“那是麻雀，闲闲，不是大鸟。”
“对，花花是黄色的。”
“爸爸不吃你的肉肉，你自己吃。”
高媛媛看着王盛难得手忙脚乱、却又极有耐心地跟两个孩子东拉西扯的样子，忍不住抿嘴轻笑。
她偶尔出声纠正一下孩子们过于含糊的发音，或者帮他们擦擦沾满饭粒的小脸。
这个阶段的孩子不记事，科学研究表明，三岁前的记忆大多会成为难以捕捉的“童年失忆”，但他们此刻的咿呀学语和依赖，本身就是最宝贵的当下。
餐厅里充满了孩童稚嫩的声音、碗勺碰撞声和王盛低沉温和的回应，烟火气十足，却也冲淡了外界商海搏杀的冷硬。
晚餐在“呜呜渣渣”中结束，保姆和育儿嫂熟练地收拾残局，并带着两个明显开始揉眼睛、打哈欠的小家伙去洗漱，准备睡觉的流程。
王盛和高媛媛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等到楼上儿童房彻底安静下来，才相视一笑，有种“终于下班了”的轻松感。
夜深人静，别墅外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晕。
除了小区本身严密的安保巡逻，不远处不起眼的阴影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车里是王盛安排的额外安保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班，确保这处私密居所不会受到任何不速之客的打扰。
这是财富和地位带来的必要配置，也是将外界纷扰隔绝在外的无形屏障。
主卧位于别墅二楼，自带一个宽敞的卫生间。
王盛和高媛媛先后洗漱完毕，带着一身温热的水汽躺上了那张宽大舒适的床。
夫妻多年，加上事业、家庭的交织，亲密行为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亲近和压力的释放，少了些年少时的激情澎湃，多了些水到渠成的默契。
过程不算热烈，但足够投入，是忙碌一天后有效的放松和情感确认。
事毕，两人依偎着，房间里只留了一盏昏暗的床头灯。
聊了会天，卧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彼此平稳的呼吸声。
……
次日上午，九点半。
京城，昆仑饭店的一间中型会议厅。
收到通知的媒体记者们早已架起了长枪短炮，气氛凝重中带着一丝猎奇。
主席台的背景板上，印着“关于电影《可可西里》与纪录片《我和藏羚羊》相关事宜沟通说明会”的字样。
台上，左边坐着以卢川、王忠垒、陈帼富为代表的《可可西里》制片方。
卢川脸色苍白，眼袋深重，嘴唇紧抿，显然一夜未眠，或者睡眠极差。
王忠垒则努力维持着镇定，但眼神中的疲惫和无奈难以掩饰。
陈帼富表情严肃，看不出太多情绪。
右边，坐着纪录片导演刘新于，以及“瀚海舆情与管理咨询”公司指派的一位法律顾问和一位公关人员。
刘新于穿着不合身的西装，面容黝黑粗糙，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坚定。
会议由一位第三方律师主持，流程简洁。
王忠垒首先代表制片方宣读了事先商定好的声明稿。
他语调平稳，但字句却如同重锤：
“……在电影《可可西里》的筹备和创作过程中，我们剧组，包括导演兼编剧卢川先生，怀着极大的敬意，深入研究了大量关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及反盗猎斗争的宝贵资料。
其中，刘新于导演拍摄的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冰河在这里流过》以其真实的视角和深刻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灵感和素材参考……
然而，由于我方在前期沟通工作中的疏忽与不到位，未能与刘新于导演就相关素材的使用及合作达成正式、清晰的协议，也未能在影片中给予刘导应有的、明确的署名与致谢……对此，我们深表歉意与遗憾……”
声明中，通篇使用了“参考”、“借鉴”、“沟通不畅”、“程序瑕疵”等词语，巧妙地避开了“抄袭”这个最敏感的词，但承认了“借鉴”事实和程序错误。
轮到卢川发言时，他拿起话筒，手微微有些颤抖。
他几乎是照本宣科，重复了声明中的核心意思，强调创作初衷是为了展现反盗猎英雄的伟大，承认在“借鉴”刘导作品时存在“沟通不足”，并再次表示“诚挚的歉意”。
他的声音干涩，眼神躲避着台下的镜头，那份艺术家的骄傲仿佛被碾碎在了地上。
尽管他内心可能依然认为自己只是“借鉴”而非“抄袭”，但在外界看来，这番表态，尤其是在这种场合，已然坐实了“先上车后补票”的不光彩行为。
随后，刘新于的发言则朴实甚至有些磕绊，但他清晰地表达了对制片方最终愿意承认并补偿的“感谢”，并接受了对方提出的“项目顾问”头衔和一笔未透露具体数字但“非常满意”的补偿金。
他表示将撤销相关诉讼。
最后是记者提问环节。
问题大多尖锐：
“卢川导演，您刚才承认是‘借鉴’，这是否意味着您间接承认了刘新于导演指控的核心内容？”
“王忠垒先生，这次补偿金额具体是多少？这是否意味着华宜兄弟变相承认了侵权？”
“刘导，您对这样的结果满意吗？您觉得这是您想要的公道吗？”
台上几人艰难地应对着。
卢川几乎不再开口，由王忠垒和陈帼富主要回答，反复强调“尊重原创”、“沟通失误”、“达成和解”。
发布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了文字直播。
在“猫眼电影”社区和各大门户网站娱乐版块，相关报道迅速跟进。
标题大多聚焦于“《可可西里》制片方承认借鉴失误并道歉”、“卢川就‘借鉴’纪录片公开致歉”、“抄袭风波以和解赔偿告终”。
报道下的评论区，迅速被网民评论淹没：
“呵呵，借鉴？说得好听，不就是抄了吗？”
“早干嘛去了？要不是被锤死，会道歉？”
“道歉有用要版权法干嘛？”
“卢川滤镜碎一地，以后他的片子不看了。”
“华宜也是，这种片子也投，审核怎么过的？”
“刘导还算拿到了补偿，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先上车后补票，恶心！”
舆论一边倒地对卢川和《可可西里》制片方报以鄙夷和嘲讽。“借鉴”这个说法，非但没有洗白，反而成了网民揶揄和攻击的新梗。
卢川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前景，在这场发布会后，彻底跌入谷底。
他被牢牢地钉在了“不懂规矩”、“创作瑕疵”的耻辱柱上，未来的五年，乃至更久，他都将在行业内的冷冻期中艰难喘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