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0章 王谢燕,百姓家(下)

这个时代变了,不只是说火器时代来临,火药把封建武士军功地主那些玩意儿的底层逻辑,炸了个粉碎。

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那就是,生产力在不断进步。

如宣言里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也即是说,从现在开始,生产力的爆发,将不再是铁器牛耕时代的停滞、甚至数百年、上千年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而将可能是指数增长的,前所未有的。

于是。

封建时代,因为生产力也就那样了,数百年几乎不变,也基本看不到变的可能。

所以,封建武士、骑士、教士、生员等的那种“以一敌百”的统治,是可以维系下去的。

而现在,生产力在继续膨胀。

所以,那个一桌菜、一百桌人的比喻,是有解决之道的。

即:菜,会越来越多,最终,肯定能让这一百桌人,都坐到桌上吃饭。

但是,哪怕是光速呢,那也不是无限快,到一个地方也是需要时间的;哪怕是玩游戏的闪现呢,也得有个CD机制,不可能无限闪,瞬间抵达。

大顺的问题,在于:

现在只有一桌菜。

新学派确信,前途是光明的、未来是美好的,将来一百桌人,都能上桌吃菜。

但……从一桌菜,到一百桌菜的这个过程,咋办?

或者说,咋过渡?

理论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有。

第一步,让所有客人相信,菜会越来越多,将来肯定能摆满100桌的,大家都能上桌吃饭。

第二步,那99桌的人,一人发个窝窝头,先啃着。啃出来一桌、坐一桌。直到最后一个啃窝窝头的,也能上桌吃饭了。你们先啃着,我保证先上桌的,也不来抢你们的窝窝头。那你们就别掀桌了呗?

这里所谓的“一人发一个窝窝头”,就是“均田”、“限田”。

为啥一定要一人发个窝窝头?

道理也很简单。

伱不发窝窝头,甚至还要把桌上的窝窝头都抢走,那99桌人,就会直接掀桌。

就还是那句话。

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范畴内的可恨之处,不在于小农破产、小农经济崩溃。

对资产阶级革命而言,本国的小农经济瓦解,本来也是他们自己的任务。这点事都干不成,怎么能成大事?

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范畴内的可恨之处,在于让本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起来。

新民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本国的民族资产废了,支棱不起来了,不得已,别人扛大旗。

现在的问题,是大顺的本国的民族资本,支棱起来了。不但支棱起来了,而且支棱的非常厉害,支棱到西非奴隶贸易的“布之哀伤”,都不再是印度布,而是松苏布了。

那么,伴随着蒸汽机的运动、火轮船的启用。

如果不管,松苏的先发优势,沿着长江航道和火轮船的运输能力,湖北的棉纺织业,直接可以死了。小农经济,直接可以崩了。

资本是逐利的。

能在湖北赚钱,老子为毛要跑去西非?

再说了,西非都他妈的被先去的占满了,我也挤不进去,我就只能吃湖北了呗。

哦,为了同胞,请不要兼并土地、请不要往湖北卖货,请舍近求远去外部市场?资本听吗?有这觉悟吗?

资本是逐利的。

如果要玩自由贸易,又要每人有个窝窝头。

那么,既说自由贸易,那么土地买卖就不要限制,继续延续过去的状态,地契就能交易、毫无滞涩、也无限制。

那就得靠种种手段,让工业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囤地、买地、收租。

刘钰有这本事吗?

真没有。

甚至于,不但他没有,估计此时也很难有人有这等本事,让工业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土地投机。

在大顺,耕地,是有“金融资产”的含义的。不是简单的生产资料扩大生产的逻辑,而是有非常浓厚的保值的、金融资产属性的。

历史上,大明、满清,都有士绅看的非常明白:买地,是最保值的投资。不管是朱家还是李家,城头王旗变幻,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王家的地还是王家的。

这还涉及到一个资产的安全性的问题。

不要说刘钰没有这本事,能让各种工业的回报率这么高。就是全世界,此时又有多少行业,其投资回报率、资产安全性,能比买地更高?

既然自由贸易做不到。

那就上行政手段。

直接取消土地买卖、均田、限田,从而确保大部分人,每人手里有个窝窝头啃着。

这就是刘钰说的那种理论上的办法:

第一步,让所有客人相信,菜会越来越多,将来肯定能摆满100桌的,大家都能上桌吃饭。

第二步,那99桌的人,一人发个窝窝头,先啃着。啃出来一桌、坐一桌。直到最后一个啃窝窝头的,也能上桌吃饭了。你们先啃着,我保证先上桌的,也不来抢你们的窝窝头。

而这两步……

大顺做得到?

大顺能搞明白?

大顺有这组织能力、基层管控能力、矢志不移的坚定做100桌菜的坚强决心毫不动摇的路线?

大顺要有这本事,那么这些都根本不是问题。太平洋上,还有至少六十亿亩的耕地,能有这本事,搞一波大几千万人的大迁徙、大垦耕,跟玩似的。

正因为大顺没这本事,所以问题才是问题。

以此时大顺的生产力水平,配一个超强的能深入到基层的统治集团,整个国家以“造船移民”为重心,一年移个大几百万人,易如反掌。

然而大顺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这个“做100桌菜”的比喻,某种程度上,也基本就是老皇帝的那番话。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少,从技术角度上讲,在西苑用了硝石等天然化肥、脱裤子放屁用蒸汽机抽根本不用抽的水的皇帝,算得上是在技术上已经品尝到了“那一桌菜”的美味。

不管是出于儒家的理想、还是出于对统治的维护、亦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那都无所谓。

有这个想法,哪怕是被刘钰划为洋务运动思想的变种,依旧可以认为算是有点仁心仁德。

不过,这和前些日子,在大清河新堤坝旁,给刘钰献“南北两河并行之策”的赵翼,犯得是一个毛病。

大顺的黄河问题,从不是个单纯的河工技术问题。

甭管是一条河道、而是两条河道五十年换着流,这都无所谓。技术上,毫无压力。

甚至于,历史上,清中期,很多有识之士对黄河北河道的建议,都是直接走大清河、复梁山泊做调节水库。而最终,决口的黄河也确实走的是大清河。可以说,数千年的治水经验,在眼光和技术上,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黄河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南北两河并行之策”。

黄河问题的关键,是南洋的西洋势力、西北的游牧势力、漕运走海的安全性驱逐西洋势力的保证、安置或者镇压百万漕工……

凡是不说这几个问题怎么解决,空靠嘴在那谈黄河问题的,一律可以视作扯王八犊子的空谈——谁家关乎统治安稳、南北不分裂的漕粮问题,敢顶着做生意都跑到舟山松江的西洋人的武装商船,直接搞海运?不把南洋、澳门的西洋势力解决了,走运河可能还得需要打个镇江;而不走运河,都不用去镇江,只要打赢了黑水洋海战,就可以直接宣告完犊子了,经济中心直接和政治中心分离了。而东北、西北、西南土司、西域归故等诸多问题还没解决,就敢拼尽全力造舰南下?咋的,家里也有波托西银矿啊,玩得起四面出击?

所以,搞明白了黄河问题,刘钰为什么觉得之前大顺那些“有识之士”都是在那扯王八犊子空谈。

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此时刘钰一开始对皇帝的“仁心仁德”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嗤之以鼻,觉得就是在那扯王八犊子的空谈。

耶稣还扯王八犊子说五饼二鱼呢,这不比你工业化更简单?听起来吃的更饱?

世界是物质的。

人是要吃饭的。

不是说,神说,要有化肥厂,瞬间就平地起高楼,化肥厂出现了,搓俩泥人就有熟练工人了。

直到皇帝说,根据开国之经验,老百姓吃不上饭、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候,会造反。

才算是让刘钰略微收了收之前的嘲笑。

皇帝既然认识到世界是要讲物质的——当然,基本上,其实历代封建王朝的很多知名皇帝、改革家,对这个观点,都有朴素的认知。

大顺的实学,能够被重视、允许继续发展,最大的“功臣”,就是硝石。

因为,天然化肥的肥田效果,立竿见影。

而大顺一直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快不够吃了。

儒学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就不会有实学的大发展。

实学实质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最起码,现在还不能人工制造化肥,只能用天然化肥。

但最起码,实学点亮了希望。

对一个人口超三亿、人均土地马上要压红线的大国而言,所谓“科技”的力量,能叫皇帝摒弃“奇技淫巧”的认知意识,而是眼前一亮全力支持甚至成为技术支持派,能也只能是化肥。

哪怕,这化肥,实际上还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距离人工合成还早得很。

这年月,给皇帝送个镶嵌钻石的怀表,皇帝觉得也就是个玩物,不过奇技淫巧。

给皇帝送一袋子臭烘烘的尿素,皇帝就能深刻认识到“科技”的伟大力量。

不是因为皇帝是傻子,而是因为皇帝不是傻子,很清楚帝国运行的物质基础。

科技若不能解决亩产问题,或者至少提供一点希望,那对封建帝王而言,也就基本不觉得有什么发展科技的必要——如果科技不能解决亩产问题,那么在皇帝看来,早晚都是死,不过是今天死、明天死,你就是整出来蒸汽机亩产不能突破百五十斤那也是要陷入治乱轮回的问题。

还不如把精力都放在“假定无法突破亩产百五十斤技术下的维稳术、统治术,能续几年续几年”的专业研究上呢。

现在,皇帝脑子里想的都是他这点亲耕田的“王谢燕”,能飞入百姓家。

只不过,皇帝可以理解“化肥”。

但却根本不可能理解,什么叫“工业化”。

化肥,和工业化,不是一件事。

蒸汽机,和工业化,也不是一件事。

皇帝可以理解化肥、可以理解蒸汽抽水的伟力、可以理解撒化肥的好处……

但是,别说化肥、蒸汽机,就是整天坐飞机的非洲酋长——坐飞机,这个科技含量更高——又有几个理解什么叫工业化的?

(本章完)

第1431章 鸩酒 解药(上)

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钰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钰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个“铜”这个自身属性罢了。

当然,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接近的是“火耗归公”。

因为,“火耗”,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

而“火耗”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

一:加税,不让地方自行摊派,由中央增税,把摊派合法化,但规定具体的数额。

二:解决“火耗”问题本身,如果没有火耗,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当然,只是技术上的解决,这挡不住地方摊派、增税,但至少不会出现“火耗”这个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从本质上讲,区别不大;但从技术名目上讲,确实没有火耗了。

而大顺,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不考虑人性、吏治这些问题,也必须要大动干戈,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地方用钱走国库,这件事,就是扯犊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顺这边,在“火耗”问题上,能、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

要么,不合法的火耗,合法化。

要么,解决火耗本身,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

也就是说,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而进行货币的统一。可以发行铜子,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是定额辅币,而不是外币兑换。

辅币换大额货币,没听说有黑市。

而外币兑换,必然有黑市价,朝廷规定千钱换一,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

简单的废两改元,那只是收铸币税。

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就是铜币辅币化,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这是在铸币税之外,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

这就好比,大顺征税,收外币;而百姓日常,用本币。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最起码,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

就算不考虑收税,就说去收茶叶、收鹅毛、收猪鬃、收花生、收黄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来说,小农拿到手的,也是铜币。这里面的差额之大,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

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火耗”的改革,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

但同样的,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会涌入内地,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

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

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为,不拖到现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顺的金银贵金属,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

大顺不是日本,没有金山银山。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当然,大顺也不是朝鲜国,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搞以物易物,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贵金属不足,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

而大顺的金银,又集中在哪?

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王朝,包括满清,征税打仗,也算是一种“货币转移”。这场货币转移,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江南的白银,通过征税,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

但,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收的税里,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西域战争彻底结束、运河修缮基本被废,大顺就算征税再花,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布匹产地的松苏、军械产地的渤海。

也就是说,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因为,贵金属总量不足,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

而现在,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甚至更明确点,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

那么,皇帝的担心,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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