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2章 使民之力

刘钰一听,心道你们倒是精明,老子可不当这破玩意。

可这话也不好这么说,只好道:“本朝封而不建,爵位都是虚封。我这鲸海侯,也是虚封的。承蒙诸位信赖,可这个我可不敢当。”

用了一个在这个时代无法反驳的理由,一众人也觉得确实如此。

一些人开始觉得,刘钰一家两爵,本朝不说独一份吧,却也足见无限恩荣。若是刘钰来做这个什么劳什子的法人的代表,很多事做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可听刘钰用了这个理由,也觉得这事儿确实有些犯忌讳,这不是类似于列土封疆了?

若能列土封疆,皇帝还有那么多儿子呢,怎么也轮不到鲸侯啊。

有人甚至觉得脑后一凉,心说那厮说的什么?日后被人翻出来,岂不是有教唆鲸侯裂土之意?届时你有几个脑袋够砍?

“鲸侯勿怪,是我等孟浪了。实是无心之言。”

刘钰笑道:“我也知道,你们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树再大,大的过天?这事是天子许可的,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说罢,起身,轻咳一声道:“传天子口谕!”

呼啦啦……

在场的人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全都站起身错开地方,就在大厅内跪好。

后面早有人抬出了香案,焚烧上等香。又有个宫里的人捧着一轴口谕的圣旨,自来宣读。

商人们跪伏于地,头也不敢抬,支棱着耳朵想听听皇帝到底怎么说的。

捧轴内官将口谕展开,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

前面又是一堆标准的废话,后面才说到了重点。

“……是故,太史公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宋时薛季宣言:古之人,未有不擅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以天下之财而与天下共理者,大禹、周公者也。后世多有不通先贤真义者,曰: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是故多有不善理财者,问之,则曰:我君子也,不为利也,不屑理财。”

“然其不屑乎?不会乎?君子不善理财,财者国之用度一日不可缺,君子不理财,则皆小人理财,搜刮无度,国岂久乎?”

“利可言乎?人非利不生,何谓不可言利?《易》曰:义者利之和,义固为所利也。”

“圣人非不言利,实为以利和义,而非以义抑利。”

“国之大义,保境安民,此社稷之大义也。”

“虾夷之地,地处要冲。南扼日本、北抑罗刹,联络朝鲜,此地若不实,则为天朝之大祸。是故开发虾夷,实为国之大义。”

“开发虾夷,得利极多,尔等为利而来。无须讳言。然尔等求利,却和保境安民之大义,不必羞言。”

“钦哉!”

待皇帝口谕念完,一众商人顿时高呼万岁,把头在地上磕的咚咚响。

如果说,刘钰出面来接待他们,只是让他们确认这件事可行、可信。

那皇帝的这封口谕,则算是在政治上,给他们定了性,安了一个“以利和义、尔等求利就是保境安民的大义”,几乎算得上是赚钱就是忠君忠社稷这么重了。

皇帝在这里耍了个花枪。

其实很多人都清楚,联系在现实里,这义利之辨,尤其是放在商人、地主身上,那就是盘剥无度而不义。

不盘剥无度,怎么求利?

只是皇帝这么一说,这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不谈。

皇帝又不傻,当然知道这种契约奴制度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商人又不是仁义君子大善人,更不可能是为了边境安稳而出钱。

但具体的不谈,只谈抽象的“义利”,把这件事拔高到取利是动机、结果是大义,根本不说具体细节里是否仁义的问题。

这也是皇帝的无奈,也就是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是“义利相悖”的程朱理学,而是取了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但永嘉永康就算是“霸道过重”,却也是在儒学的范畴之内。皇帝也不能说的那么直白,只能绕了这么一个大圈,用谬误的逻辑搞出了这么个说法。

可即便只是这样,已经算得上旷三百年之古了。自明而后,也没有皇帝敢直接说义利的问题,就算想搞钱,也得遮遮掩掩的,更不可能直接说什么“以利和义”这样明显在王安石之后就被打成异端的话。

一众商人当然不会因为皇帝的这几句话,就要不求利益,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支援边疆、为保境安民之大义奉献一切。

但有了皇帝的这句口谕,日后腰板也能直起来了。

叩谢之后,刘钰捧起圣旨,说道:“日后待成立了,建成总部,这圣旨便可至于正堂。”

“圣天子之言,你们也都听到了。朝廷取义,你们取利。士农工商,皆天子之民,君子言义而成事、商贾求利而成事,皆为天下也。”

几个商人有声无泪地嚎啕大哭道:“天子真圣人也!”

那些实在无法如此做作的,见大家都哭,也不好不哭,好在桌上有些酒水,便悄悄摸了一些在眼角,酒杀的眼睛有些痛,顿时涕泪满堂。

哭了约莫半晌,这才收住了声音。

…………

傍晚,宫中。

跟着刘钰去往东江米巷原教堂的内官回来,已经将今天那里发生了什么、众人的表现、刘钰都说了什么,一一汇报给了皇帝。

此时汇报的内官已经离开,皇帝身前的桌上,明亮的鲸油灯透过玻璃罩,将驱赶走了傍晚时候的暗色。

桌上摊着几本书。

一本《史记》,正翻到《货殖列传》那一篇。

一本《管子》、一本《英圭黎国弗吉尼亚公司之经验得失》。

但皇帝此时正在读的,还是十多年前对罗刹一战后,刘钰建言以商控蒙的奏折,盯着的则是上面那句“上必联下以制中”的话,久久不语。

半晌,提笔在桌上的朝鲜贡纸上写了个字。

一旁服侍的太监悄悄扫了一眼,发现写的是一个“圈”字。

不是画圈的圈,而是猪圈的圈。

李淦盯着自己写的这个“圈”字,越看越觉得这个字实在是妙。

今天的口谕,李淦也知道可能会引来朝堂的又一场争论,但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松江和京城这两个猪圈,是否牢固,里面养着的猪将来会不会闹事造反。

商人有钱,原本只是鱼肉。

可现在,伴随着大顺军改的深入,兵役制的实行和退役制度,成了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是大顺的战争潜力急速增加,这是利。

如刘钰所言,燧发枪和刺刀的出现,使得列国纷争只看两件事:人,和钱。

如今兵役制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试行,借助海运,可以集中训练、集中安营,大顺有了一支强劲而且牢靠的常备军团。

哪怕是灭国级别的战争,大顺也可以打光二十万,再拉出来二十万受过军事训练的。如今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大顺的兵力投送范围之内,也实在找不出一个需要二十万常备军决战的潜在敌手。

甚至只要朝廷有钱,将来把威海的兵工厂和造船厂搬迁到天津和京城,只要海军还在还能抓住江南这个钱袋子,到时候现训练都能编练出几十万的军队。

另一方面,是商人的钱,万一和这些退役的兵联合在一起,怎么办?

如今外交部已经成立了,大量的西洋政史类的书籍也被翻译了过来,西洋那边并不是那么安稳,一些地方的商人势力,实在是大的吓人。

这种忧虑,伴随着知道了更多西洋的情况,也就越深。

这倒不是担心虾夷那边的情况,而是担心整体的局势。虾夷那边没什么可担心的,海军只要还在,虾夷那地方再这么折腾也没有用,依旧在朝廷的管控范围之内。

而且李淦也很清楚,自耕农才是大顺统治的基石,也是大顺最忠心的阶层。

无恒产者,无有恒心。

产太大者,恐有异心。

自耕农既有自己的小产业,最渴求一个稳定的朝廷;也除了朝廷之外,再无人能把分散的他们组织在一起。

所以在开发虾夷这件事上,李淦还是划分出了一些官田和不易田,朝廷也花了钱,将一些退役的人安排到那边,做一个三十税一且因为服役过所以不再承担其余劳役义务的退役士兵。

“上必联下以制中”,这话十余年前觉得略有道理,现在看来则是越发觉出了其中滋味。

道理是这个道理,比如此时大顺一些儒学大师提议的“三十年地租后、土地归佃户”的想法。其实也就是上联下以制中。

对虾夷的开发,李淦如此放心,也还是因为这句话。

看似承包给了商人,朝中很多人担心尾大不掉,可在李淦看来,这对朝廷反而是好事。

会不会有鱼肉移民的情况?肯定会有。

但官方组织移民,就没有了吗?一样会有。

只是,承包给了商人,大顺朝廷就可以居中调节,退一步反而更加利于统治。

坏事,是商人干的。朝廷只需要扮演一个青天大老爷的角色,既可以收到钱,又能保证当地的底层心向朝廷,指望朝廷来撑腰。

这里面其实已经是法家的霸道诈术了,因为李淦很清楚契约奴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商人为了谋利会做出什么。

正因为知道,所以要装作不知道。默许商人这么干,才能开发鲸海,增加人口,增强对北方边疆的控制,彻底控制日、朝两国。

但要时不时地去那边当一当青天大老爷,听取底层的控诉,适当处置处置。当然,是在不影响移民实边和缴纳包税足额的前提下。

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将土地分给移民过去的百姓,取三十税一之水,免除中间商的那层地租。

就像是北派大儒那些“三十年地租后,土地归佃户”的言论,在内地是不可能行的,盘根错节。敢动,大顺就得死。

但在外面,在虾夷,尤其是若有一日商人的势力不可遏制的时候,便正可用,大顺又能多出来几万绝对效忠朝廷、感恩朝廷至少三十年的自耕农。而这,将是将来如果商人威胁到了皇权时候,镇压起来最锋利、也最狠的一口刀。

和那些有特殊权利的良家子、用血税替代其余任何义务的府兵,一样。

想了想,李淦又提起笔,在十多年前刘钰的奏折上删改了几个字。把“上联下以制中”的联字,涂抹掉。然后在涂抹掉的旁边,另写了一句话。

“上使下力而制中”。

写罢,李淦盯着被他涂抹掉的那个“联”字,不由失笑。

“你一个勋贵子弟,锦衣玉食,上下尊卑,耳濡目染,究竟如何会想到用‘联’这个字的?”

(本章完)

第513章 皇帝的职业病

一个“使”、一个“联”,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此时、尤其是给皇帝的奏折,遣词用句不得不谨慎明确。

李淦从刘钰这些年的一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言论,对着被他涂抹掉的“联”字,若有所思。

《周礼》之大宰篇言:三曰官联,以会官治。汉之郑玄注之曰:官联,谓国之大事一官不能独,六官共举之。共举,谓之联。

尤其是大顺经历过明末联虏平寇、联寇御虏、联明保天下等等政权的种种口号后。联,这个字,首先便有一种平等对待的涵义在其间。

一开始,刘钰脱颖而出于永宁寺碑文之事。那时候与将士同甘共苦,李淦觉得也很正常,不过是读了一些兵书,欲效李将军治军之事尔。

但到后来,十余年间,又是将自己的仆从正名为人、又是在军中的种种举动,都让李淦觉得有些好奇。

人若做作或者作假,总不可能十余年如一日,只能是内心如此,才能表里合一。只是考虑到刘钰的出身,这就难说不奇怪了。

但这种奇怪终究想不出个所以然,李淦想了一阵,也就笑笑,将涂抹改掉后的旧奏折扔到一旁。

将那张写着“圈”字的纸,夹在了书中,想了一下,又觉得说是圈似乎也有些不太合适。

圈者,猪牛羊也。舍者,鸡鸭鹅也。

似乎,更像是农妇养鸡,平时可以取鸡蛋。可要是真的饿到极点,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杀了鸡吃肉。

朝中的说法,是复宋时买扑之旧制,照六百年前故事。

只是李淦心里清楚,说是宋时买扑旧制,可实际上多半不同。将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对新事物充满了不安,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天性。

不像是蒸汽机面世之后的那几十年间,人类自信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宇宙万物都不过是理性可以推断的、人的发明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整个宇宙,对于新生的事物总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期待。

而这个时代,则是三百年前的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完美适应此时的一切生活。三百年前的秀才,到了这里一样可以中秀才,甚至可能不需要再去多学什么。爷爷的经验总是有用的,于是越发对新生事物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不安。

李淦作为皇帝,这种不安和恐惧其实尤甚。只是刘钰在身边已久,交流日多,似乎总能说对那些不曾见过的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终究,此时的人不是怕新事物,本质还是怕那些无法以史为鉴的未知。

正因如此,李淦允了刘钰下西洋的请求。他想要看看,在刘钰离开之后,那些新生的东西,不管是海军、贸易公司、还是移民、鲸海新制,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隐约间,李淦其实已经有些怀疑刘钰“报喜不报忧”。

只要他在,就会悄悄调控,不会出现一些让皇帝不安或者不爽的东西。

所以李淦想让他离开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清楚。

下西洋,少则二三年,若没有了刘钰在这边拨弄,真有什么问题也该出现了。

李淦隐约觉得一直在默默地将有些隐忧去除,防患于未然,从而让他这个做皇帝的,只能看到刘钰想让他看到的那些东西。

这算不上欺君之罪,而是这些年刘钰一贯的表现让皇帝产生的一种认知。就像是之前西域一战一样,先借刀杀人绝杀教主,倒逼朝廷按照他的计划来。虽然和朝廷设计的差不多,但当时皇帝就已经警告过了刘钰。

而这一次征倭之战,刘钰的作为倒是没有出格。但他对日谋划和海权问题表现出的那种“治不病”的风格,更是让李淦加深了这种感觉。

还没等出问题之前,先把问题掐死在襁褓之中,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去解决。

换到这些新生事物里,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会不会这些新生事物,并非都是像刘钰说的那么好,而是本身是有大问题的,只是刘钰一直坐镇操控,使得这些大问题还没露出苗头就被压制。

其目的为何,皇帝还是信赖刘钰的,无非就是刘钰觉得这条路对大顺、对江山社稷有好处。

只是这些革新,怕出什么问题,导致皇帝担心,或言因噎废食,从而断绝了这条路的可能。

皇权至上,这问题本身就是个信赖的问题。

信赖,那这就是其心可嘉,用心良苦。

若不信赖,那就是其心可诛,别有用心。

此时的信赖正浓,又知进退,看上去完全是臣子典范。可李淦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看看刘钰不在的情况下,这些新生事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这些新生事物出现问题之后,他这个皇帝,或者朝中其余的臣子,能否应对?

如果能,那这条路当然没问题。

可如果不能呢?

刘钰一直说他只是中人之姿,也说过当年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指挥官、数百人毁灭了南美帝国的那些人,其实也就是三四流的人物。

论及倭人那边的德川吉宗,放在德川家的历代人物里,亦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

李淦考虑了一下日本的制度,以及德川吉宗的一些改革政策,也承认刘钰的话,确实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但终究还是只能在那个圈里打转。

可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算起来一二流的人物,被刘钰这种三四流的人物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甚至逼到了不知该怎么办的程度。

这就有些问题了。

李淦心想,如果新生事物,旧人无法面对、无法处置,也不求能够“治不病”、若连能够“治小疾而不至深”的手段都没有,面对新生事物茫然无措,左支右绌……

那这就不是小事了。

要么,选择一切回复旧时代。

要么,就得连同科举、选拔、经书等,全都要改。

而后者,动不得。

李淦是要开办实学,但一则是单纯为了军队、尤其是海军。

二则为了在他生前解决良家子问题,以免日后的子孙无能,无法平衡或者导致无法压制那群良家子,最终成为一团割不掉的毒瘤。需要将良家子学的东西广泛化,从而牵制和掺沙子。

但他可从没动过改革科举的想法,哪怕大顺开国时候,在西安也赶忙举行了科举,东林五虎将霹雳火惠世扬、大顺右平章事主持的。

谁动科举谁就得死,这一点李淦心里还是清楚的。

之前大顺改动了一次科举,也就是小范围的小打小闹,为的是尽量公平使得寒门贫户亦可暮登天子堂,最多也就是前期选拔的时候把主观性太重、需要财力家学见闻等才能薄晓的策论等,往后挪到了进士之后,之前复用格式固定、穷人读几本书也有机会的八股。

至于更早一些的,那是大顺开国一扫天下之前,就定下的以良家子三舍法牵制科举一家独大的情况,又未必避免出现王安石改制之后全用三舍法以至党争一派的情况,这才分出了这么个奇葩的双轨制。

但现在,如果说新事物必须要由新人才能应对,或者说旧人一点都无法应对,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将打破朝堂的平衡。

以往的旧事物,是武德宫与科举殿试出身的人,都能应对。

当个县令,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差毬不大。

当个平章事,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

没有人和什么东西是绑定的,所以皇帝可以居中调节、坐看虎斗,从而维持局面,也不用担心一家独大。

但若是新人才能处置新事物、旧人完全不能应对新事物,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群朝中的人和天下的一群人是绑定在一起的了。

那可比宋时的党争可怕多了。

宋时党争,终究还只是朝廷内部。新党旧党,依旧是一群人,只是路线不同。

若搞成李淦设想的最坏的那种情况,宋时的新党旧党之争算个什么呀?

日后稍微有个能力不成的继承,恐怕就要天下大乱,新旧之争,决出雌雄,谁赢了都必要让对方死。

不只是朝中的人要死,更是他们代表的那支力量,也要死绝。

此时虽然这种苗头还不太明显,但李淦睁开眼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后,已经有那么一丝察觉。这是皇帝的职业病,也是一种特有的职业敏感,隐约觉得刘钰倒不是隐瞒了什么,而是在出问题之前就先解决了,以至于让他看不到问题。

又或者……

到底是“治不病”?

还是若以医者论,体内生了病,但刘钰这个医生每次都开一些止疼的药膏。吃掉就不疼了,一直吃,一直不疼,所以似乎没有病。可病却并未祛除,将来有朝一日,这病就要到“疾在膏肓”的程度了?

想到这,李淦叫来了太监道:“你去将鲸侯当年请设贸易公司、水手后备服役制的奏章找来。”

刘钰的许多奏折,颇有心意,多抄存有副本。贴身的太监能混到皇帝贴身的程度,自是有些手段,博闻强识那是最基本的。

很快,就从一大堆留存的奏折中找了出来那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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