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2章 木牛流马(九)

显然,在皇帝看来,太子给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答案。

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这当然不是。

不过这个错误回答,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幼稚这玩意儿,和年龄关系不大。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

问铁路,给出的回答,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之前也并未研究。但实学派的脑回路,相对于传统思维,又过于奇葩。

这种割裂的本质,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或者说,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在皇帝看来,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朝中真没几个。

而现有的这几个,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不敢。

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

毕竟太子长在宫中,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太子小的时候,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教授一些实学学问。

等成年,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

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西北的准噶尔开战,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靠近朝鲜、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

而现在,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大有再下西洋之势。

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还是靠大运河。京城的粮食,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还是漕运、河工。

而现在,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哪里的麦,自己都不清楚。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的错觉。

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以为那是神话。

可现在,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人不食、马不嚼的车,已经出现。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二三十年之内。

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大忠臣”,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

饶是如此,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

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理解这一切的变化,这是强人所难。

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刻舟求剑者并不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在过去有用,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实学派,其大部分人,都是在刻舟求剑。

无非是传统派,刻的是过去的舟;实学派,刻的是松苏的舟。

刻过去舟的人,不能理解工商。

刻松苏舟的人,不能理解内地。

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吾儿以为,之前废运河、兴海运,于吾家而言,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太子暗松了口气,虽不知道刚才的回答到底对还是错,但既然父亲问这个问题,而且语气明显多了几分亲情味儿,至少是个好迹象。

“儿臣以为……”

老调重弹般,将关于海运还是河运的道理,讲了一番,这都是争论了上百年的东西。

无非沿岸百姓之苦、漕米运输之疲、中途盘剥之重、携带私货之贼、借机敛财之吏、耗费千万之河等等、等等。

皇帝听完这些答案,却摇摇头。

“你需记得,历朝历代,一定要在能做事的时候做事。待到不得不做的时候,往往是做不成事的。是以,万万不要如兴国公说的那般,不戳不蹦跶。真到戳一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蹦跶起来。”

“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是被逼着一戳一蹦跶的范畴。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多半也是这样。历朝历代,有因为漕运之弊而亡国的吗?”

“蒙元末年,有谶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你想过没有,如何继续走河运,一旦黄河溃堤决口,会如何?”

“漕运断绝,朝廷财税之半,堆积江南;漕米不足,京畿周边人心躁动;治水征发民夫,运河断绝粮食不足,或是发不出工钱;数百万人受困于河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必要起事。”

“黄河决口,天灾也。”

“然而天灾一样,其后却不一样。”

“若朝廷有钱、有米、有粮,则可赈、可蠲、可募、可剿、可抚。”

“若朝廷无钱、无米、无粮,则饥民遍地、人心惶惶、烽烟四起、起事频传。”

“废运河,于吾家,将黄河决口之后的乱世可能降到最低,方为万般理由之首。”

“漕运之贪腐克扣之弊,隳不了宗庙。莫道石人一只眼,那是真要隳宗庙的。”

“以史为鉴,一国一姓之危亡,或源于夷狄、或源于百姓。然如今夷狄束手,只可能亡于百姓。”

“自古以来,河南不乱、荆楚不乱、则不过割据、流寇之势。若河南荆楚皆反,则社稷危矣!”

“吾儿所言,至张家口、至热河,兴工商、垦蒙地,此皆正途,但今日可做、明日可做、后日做也不晚。”

“以朕观之,这第一条路,必须要通河南、往荆楚。”

“京畿河北河南荆楚松苏不乱,其余最多不过割据流寇之势,不能成大事。”

“昔日孟子见梁惠王,于灾荒事,梁惠王如何说?”

太子连忙对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皇帝点点头,又道:“朕之前叫你读《盐铁论》,桑弘羊于此事,又是如何说的?”

“回父皇,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太子回答的也是很利索的,既然是皇帝专门让他看的书,他肯定是要仔细读的。

而且,当时很多人以为,皇帝是支持桑弘羊的路线的,国家调控、鼓励工商,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有点这么个意思。

然而太子拿到的那本、皇帝给他的《盐铁论》,则非常有意思。

太子知道,那本书原本是父皇拿给兴国公看的,而兴国公在那本书上面留了不少的题注、吐槽。

比如开篇就写了个成语,“万勿刻舟求剑”。

再比如在开篇的桑弘羊第一问,即“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的后面,则写了一个吐槽。

吐槽的倒不是大顺,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曰:英人东印度公司,并不鼓励发明更有效的捕鼠器。而是关键是谁能拿到政府特许的捕鼠资格。荷兰东印度公司亦然。

曰: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盐铁其形也、利其质也。

盐铁之利为大利,则盐铁;茶糖之利为大利,则在茶糖。刻舟求剑者,只见盐铁、而不见利,诚可笑矣。

罗刹人嗜酒,遂取酒之利;英人嗜糖茶,遂取糖茶之利;荷兰人嗜香料,遂取香料之利;西班牙人……得天独厚,有金银之利,天下人皆爱之,遂取金银矿之利。

基本上,太子所读的那本书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吐槽。

皇帝把这本书收了回去,并未刊行,而是看过之后让太子去读,自有深意。

只是皇帝却忘了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子读书颇多,可从现在的回答中,并未达到皇帝想让他达成的效果。

不过,背诵一下桑弘羊的原话,还是没啥问题的。

今天这事,皇帝也不是要专门教太子,盐铁之利的关键,到底是盐铁还是利的。

而是取另一个角度。

见其对答上来,便道:“梁惠王尚且知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

“这个道理,我想谁都知道。孟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在授田制、或者官地占多数的情况下,才有道理。譬如日本,或有道理,其地所收,五公五民。然于本朝,大无道理。朝廷蠲免,则士绅地主便免了租子吗?”

“朝廷要按梁惠王的办法来。”

“只是,河内到河东,几里?”

“南洋米、辽东麦、关东高粱、日本稻米、朝鲜稻米,若真有大灾,朕手里的钱,绝不会让河南饿的造反。”

“只是,便是在天津堆积如山,又如何到河南去?”

“梁惠王知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朕也知道。可他从河内移到河东,不过从晋城到临汾。论及距离,未必及得上天津卫到京城。”

“梁惠王的办法既然对,那么就需考虑,一旦河南灾,如何把天津卫堆积的粮食,像是从河内运到河东那么简单;一旦出了大灾,河南的百姓迁到关东、扶桑,如何像从河东到河内那么简单。”

“如今朝廷得桑弘羊之利,丝绸茶叶瓷器棉布香料宝石外贸之利,一年千万。南洋关东之米面,堆积如山。”

“为人君者,当知,天津堆积的粮食再多,河南灾民吃不到。扶桑的土地再多,川楚的灾民也去不成。”

“做天子要解决的,是堆积在天津的粮食,如何才能吃到河南灾民的肚子里;如何让各地的流民,抵达土地广阔的扶桑南大洋。”

“如此方能坐得稳,社稷久远。”

“天下如棋,黄河一割、长江一割,此二横也。必还要一道纵割,将天下分割数块,彼此割裂,不至于一夫举事而天下一盘棋皆乱。”

“是故,若铁路兴,为天子者,要修的第一条路,既不往北、也不往西,定要直通河南、联络荆楚,纵横切割天下。”

“需知,黄河若决口,则必是洪灾侵袭。届时受灾的,可不只是黄河决口之处,只恐中原荆楚,皆有洪灾。否则,若只是寻常天气,黄河又怎么会决口?”

“不趁着此时还能做事便去做,朕只恐如兴国公所言,到时候真要被一戳才不得不蹦跶的时候,却发现蹦跶不起来了。”

(本章完)

第1203章 木牛流马(十)

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按照先秦诸子某一派的说法,爱和用是有极大区别的。

那皇帝是爱钱呢?就像是爱手办、爱老婆、爱纸片人那样,就愿意捧着钱睡觉,听着钱哗啦哗啦的响声?

还是想要用钱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对皇帝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皇权之下,他就是拜君权神授教的大教主,为啥还要去搞个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奋斗”,做终产者这个最终教主呢?

那不是闲的吗?

既然能够区分,那么皇帝贪图南洋的钱、印度的税,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爱,那么用来干啥?

自然是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了。

皇帝让太子去读《盐铁论》,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太子,大顺现在像大汉,这些各种除农业税之外的朝廷之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事功之臣阶层。

这些东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税源,也是事功之臣们存在的经济基础。

靠那些农业税,是养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也是无法为事功之臣的存在创造一个经济基础的。

事功之臣到处做事,前提得有钱。

没钱,就没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脑子锈了,放开地方权,让事功之臣都去地方当藩镇,但这本质上也是让他们弄钱,没钱啥也干不成。

皇帝让太子读《盐铁论》,真正想让太子明白的,还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为什么要有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后,为什么会有王莽改制?

还有就是在给的那本书里,为什么刘钰会讽刺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在改进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个专营特许的特许捕鼠权?

大顺的这些大型“财阀”,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国家的一些特许专营的行业类似?

大顺这些年涌现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边疆饿狼、大量的试图在边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靠的是什么?

现在中央财政,或者说皇帝内帑,如果能再难道印度的税收白银,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解决什么事?才能让皇权恒久远?

白银是财富吗?

白银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大宗物价稳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而如果是松苏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

二者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

当种种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内容,归结到一个“先修哪条铁路”这个被极大简化的问题上时,皇帝也必须给太子讲清楚一件事:

大顺之前,承接明制。

大顺自称,追慕李唐。

但实际上,此时的大顺不论是军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销、中央财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税占财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变种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汉。

关键就在于那句话: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西域之地,或许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见其形,刻舟求剑,而不得其意。

大顺不搞铁专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妈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垄断更赚钱,而且更容易管。卖铁锅农具啥的,一年累够呛,还挣不了几个吊钱,现在非要专营这玩意儿干啥?

而汉时候铁专营的收益,可完全类比此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口。

过去的铁,不是现在的铁。

盐铁之利的本质,在利,不在盐和铁,或者说与时俱进,就应该像是井田一样,以至于现在复古派都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井为均之托词也”,要想明白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井田这个形式。

如果太子搞不明白,很可能,大顺也要走一条最终来一场王莽改制土地国有天朝田亩、而终于天下大乱的结局。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传统的那些守旧大臣,靠不住。

松苏那群新崛起的人,也一样靠不住。

更希望太子明白,他在上次南巡时候,看到资本以织布机下乡的形式沿着运河快速蔓延时候的警惕。

大顺不产白银,白银是外来货币,却又是大顺的法定缴税货币和流通货币,一旦放开管控,松苏积攒的外来货币,会瞬间让大顺的土地兼并问题翻个几十倍。

而只靠那些守旧派的大臣,大顺一年也就收个两千万两白银,事功派就可以彻底回家睡觉了,根本没有他们存在的舞台了。

因为没钱,大顺折腾不了,无功可事哪还有什么事功派了?

事功之臣没了,最后朝堂里从打对对胡,变成打清一色,那这王朝也基本到头了。

烂成一团泥,慢慢腐朽。

太子应该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小民,可以在太祖皇帝高举义旗的时候,一起推翻前朝。

小民,亦可以在新时代威胁到旧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最坚决地站在皇权身边。

水可载重,亦可覆舟,其精髓,是民本,牧民。民本不是兼相爱交相利,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一毛,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是要分水和舟的,水非舟,舟亦非水。

当然这是统治之道上的东西,皇帝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太子应该还能学明白。

而至于统治之术,利用铁路、长江、黄河、海军、将天下分割成几块,使之在西边的起义不会影响到中原、在东边的暴乱不会越过荆楚,这也是铁路之于皇权的意义。

最终放在第一条铁路到底应该修到哪,这件事也就可以说的很清楚了。

黄河决口,是有规律的。

从宋开始,黄河决口就是在河南、鲁西南这个范围内,反反复复。

曹县、菏泽、兰考、郓城,就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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