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真的很可怜。石越知道自己不应当有这样的感情，但有时候，人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他第一次见着赵顼的时候，曾经想过，这个年轻有为的君主，这个充满理想与斗志的皇帝，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他能够带给他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君臣之间，由相互信任，到相互猜忌，到相互依赖、利用……两人看起来越来越近，心却已经越走越远。而石越终于还是没有完成对赵顼的承诺。他收复了灵夏，改变了这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大宋朝的命运，却依然多灾多难。而赵顼本人，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尽管知道皇帝风疾恶化的消息，对于目前的局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可能让许多野心家铤而走险，甚至给辽国释放出危险的信号。但是，自高太后以下，两府大臣这一次，都有了极不好的预感。为了避免外界更多的猜疑，两府还是决定，向天下公布皇帝的病情，并且向全天下征召名医。
与此同时，石越与司马光被迫接受张商英的建议，由交钞局向天下各州县颁布法令，强行规定每人每天取款之额度，来控制挤兑。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小钱庄主卷款潜逃的事件，政事堂更密令各州县守吏留意钱庄主的动态。
但这些手段，终究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李敦敏上了一封万言书，向石越与司马光建议，由朝廷出面，购买一些钱庄的股份，并以朝廷的名义，保证中小额存款可以全额取出，以此来应付东南的挤兑潮。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方法，保护通过《青苗法改良条例》向钱庄借款的农民，避免其被催债破产。待风波过去之后，朝廷可以将这些股份再次卖出。石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会有效果，但却只能望而兴叹——李敦敏到底不可能知道国库的虚实，国库空空如也，石越与司马光虽不想让百姓买单，到了此时，却也由不得他们了。
反倒是张商英的办法，令石越与司马光无法拒绝。张商英建议由交钞局颁布措施，鼓励大钱庄兼并小钱庄，财务状况好的钱庄兼并岌岌可危的钱庄。并且建议颁布法令，授权交钞局查看东南诸钱庄资产，迫使其中问题较大者破产，接受兼并。如若张商英的建议得到通过，那么如唐家这样的大钱庄，还有一些财雄势大的豪族，就会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吞并、接掌许多经营了十几年的钱庄。前提是他们相信大宋最终可以平安渡过这次风波。
张商英提出的“钱庄兼并法”明发邸报，得到了众多呼应。朝廷之中，应者甚众；在野，不仅《海事商报》与食货社对此大加赞誉，甚至连《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也认为这是救弊良方。
石越相信这个办法也会有效果。大宋的豪族巨贾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这是公开的秘密；虽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成功之后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控制大宋朝最富庶地区的相对发达、成熟的钱庄业，这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石越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能够想到的是，遍布各州县的中小钱庄的自由竞争时代，可能会很快终结……这让石越不由自主地想起兵器研究院的大爆炸……他打心里抗拒着这种局面的出现，但他却似乎无能为力。
他拨动了历史的转轮，但这个世界却不会按着他想象的那样发展——石越不止一次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每一次，他都会同样感到茫然，甚至是害怕。
然而他只有面对。
他没有逃避的权力。
除了李敦敏与张商英外，权太府寺卿曾布，正在努力地游说石越向钱庄总社妥协。
曾布绝口不提“存款准备金法”带来的恶果，但他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不要说交钞局，即使是把整个太府寺连扫厕所看大门的人都算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多人手去执行那个“存款准备金法”。所以，与钱庄总社妥协、合作，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交钞局来对付大钱庄，小钱庄委托钱庄总社执行。这样一来，交钞局不用担心人手问题，而钱庄总社将得到他们渴望的准官方地位。
曾布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因为曾在广州与凌牙门任职，有担任过所谓“夷官”的经历，他对海商们的处境非常了解、同情。因此，曾布上任伊始，就采纳了曹友闻与周应芳的建议，与沿海制置司同知事段子介、海外事务丞李敦敏联手，说服两府，预备在各大城市筹建结算钱庄——这的确是一举多得的事情，除了方便海商，增加国库收入以外，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推行这项措施，无疑也是向东南民众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曾布、李敦敏、段子介也因此受到两府嘉奖。作为对献策者的奖励，同时也是因为曹家与周家等大钱庄相互入股，实力可观，在第一批七座城市中，以曹、周两家为首的几家大钱庄，顺利瓜分了凌牙门、归义城、广州、泉州、明州五城的结算钱庄业务，如梦初醒的唐家，仅仅保住了杭州与福州两座城市。
对于李敦敏与段子介来说，他们是根本不会在乎是否会得罪唐家的，唐家与石越的关系当然会被考虑到，但其效果则可能是“君子爱人以德”之类，他们会认为唐家如果是为了石越考虑，适当的收敛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而曾布的态度也相似，他当面对石越说，若让唐家得到太多的好处，司马光与王安石看在眼里，必须会有不好的观感，这对石越有百害而无一利。唐家已经非常富裕，即使不刻意打压，也应当持“直道”对之，这样才能服众。
曾布的谏言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在石越看来，曾布与李敦敏、段子介不同，他并非是那么公正无私的人。在广州与凌牙门呆了这么多年，曾布与南海的海商们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倾向哪一方，是不问可知的。
这种程度的倾向性，是可以容忍的。
人人都会有倾向性。
石越认为钱庄总社是个危险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倾向性。
但是，石越也许同样将不得不接受它。
……
“天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石越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相公，云阳侯求见。”侍剑轻声走进轩中，禀道。
“唔？”石越愣了一下，忙道：“快请。”
石越亲自走到雪后轩的门口，准备迎接司马梦求。但他的目光却被司马梦求身后的人吸引住了。“文……文将军？”陡然间，竟在汴京见着文焕，不能不让石越大吃一惊，他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人了。
“石相！”一身灰袍的文焕，远远见着石越，已是拜倒在地，声音中不由哽咽。
石越连忙趋前几步，扶起文焕，上下打量着，见他气度越发的沉稳，不由笑道：“好文郎，好将军！”一面说着，一面将司马梦求与文焕请进轩中。
落座之后，司马梦求便道：“这次密院调文将军回来，可能是想叫文将军掌职方馆河北房事务……”
“种彝叔已经履新了？”石越惊讶地问道。
司马梦求点点头，也很惊诧地望着石越，“相公还不知道么？”
石越摇了摇头，道：“他没去过政事堂，职方馆知事是密院的人，没必要知会政事堂。”
司马梦求与文焕交换了一个眼神。
二人都知道，新任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的任命，出自皇帝病情再度恶化前的内降指挥。在西军中，种家与姚家虽也算是石越的旧属，但毕竟石越曾经亲自下令杀了两家的人，且种、姚二家世受皇恩，与众不同，因此这两家，是属于西军之中与石越关系相对没那么紧密的。皇帝将职方馆交到年纪轻轻的种建中手中，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淡化石党对职方馆的影响力。但这道新任命，却也是极具争议的——这几年来，种家诸将种古、种谔相继病死不提，连种谊也染上重病，卧病不起，因此自皇帝以下，从枢密院到西军诸将，对种家都十分同情，刻意提拔重用种家年轻一代，种建中屡立大功，西军诸将对其才华都交口称赞，认为他少年持重，可堪大用。但将职方馆这样重要的机构，交到一个年轻武官手中，却到底是一种冒险。只不过职方馆知事之任命，除皇帝以外，只有枢密使副有权置喙，而韩维、郭逵并不坚决反对，这道任命，便得以顺利通过。而种建中履新之后，果然也只一心一意追随皇帝，连谒见政事堂诸相都省了。石越这些日子忙得晕头转向，竟然不知道他已经抵京任职了。
石越虽然口里说得大方，心里却不免酸溜溜的，又问道：“如此说来，文郎去河北房，是种彝叔的主意？”
“多半是的。”司马梦求点点头。
石越目光移向文焕，干笑几声，道：“看来皇上果然有知人之明，种彝叔能知人善用，那是皇上也没用错人。”
“不过学生却……”
石越摆摆手，打断了文焕的话，道：“文郎须得再委屈几年，如今河北房非得有大将坐镇不可。此事过后，你若不想再在职方馆，进禁军领兵也罢，去军州做郡守也罢，皆当如君所愿。”
石越话说到这个地步，文焕再有什么想法，也只得咽回肚子里。却听司马梦求也说道：“我带你来见石相，亦是为此。君不欲久居职方馆，是人各有志，原本亦不便强求。但文郎久在南边，却不知北方局势变化。自从萧佑丹创通事局以来，职方馆屡屡受挫，想知道契丹之实情，较往日真是要艰难万倍。苏大人屡次带信回来，谓契丹内部争论不休，恐辽主有南下牧马之意。如今国家多事，若无得力之人在河北房主持大局，恐误国事。”
“云阳侯此言，实是令在下无地自容。”文焕红着脸，望着石越，道：“学生不敢自称国士，然石相知遇之恩，粉身碎骨，亦难报万一！若论学生之志向，原本的确是盼着能领兵破贼，立不世之功，但命运如此，学生早已不敢再抱此妄想。今日所虑者，非为他事，实是学生自广州房来，察觉三佛齐恐有异志，故以为不便轻离。”
“三佛齐？”
“正是。”文焕点点头，道：“三佛齐乃南海大国，其向大宋称臣，原不过是贪图贸易之利，兼欲借大宋之势，摆脱注辇国之控制。但如今时移势转，朝廷经营南海，三佛齐早存惶恐，而其属国丹流眉为摆脱三佛齐，日益倾向朝廷，更令其不满。学生查到三佛齐这一年来，打造船只，操练水军，又到处购买船只兵器，仅杭州、泉州的海商今年卖给三佛齐千料以上的海船，便超过三十艘。学生以为此事断不可等闲视之……”
石越再也料不到，连一向认为稳如磬石的南海诸国，亦也出现问题，忙问道：“薛奕知道么？”
“这些事情，早已送到薛世显案前。”
“唔。”石越听到薛奕已经知道，不由得舒了口气，笑道：“那吩咐他小心提防便是。三佛齐纵是操练水军，一时半会也不是朝廷海船水军的对手。段子介既去了沿海司，薛奕想要点什么也容易了。我看这点事情，他理当应付得过来。”说到这里，石越顿了顿，摇摇头，自失地一笑，道：“文郎可知，如今朝中也不太平，一时半会，也真还顾不了什么三佛齐。”
“但是……”
石越摆摆手，注视文焕，半晌，方道：“文郎，京师之事，你到底还是知道得太少！”
3
熙宁十七年，冬，福宁殿。
太医们施尽浑身解数之后，皇帝的病情，终于又勉强得到控制。皇帝依然不能说话，右手也不怎么听使唤，但已经可以下床走上几步了。然而，人们似乎都已经预感到皇帝的命不久矣，禁中的气氛，非常凝重肃穆。
在此之时，压力最大的，除了翰林院太医局以外，便是负责禁中侍卫的班直了。
按大宋之制度，平日负责禁中警戒的，分为五重。最外一层，是皇城司所掌的亲从官，他们掌握所有的宫门，负责宫城内外的巡逻与守护；然后便是天武军，这支禁军上军中的步兵部队，负责把守宫城的城墙，守卫皇宫、禁中两府的安全。而真正意义上的皇室安全，则是由班直侍卫负责。第三重由御龙弩直、御龙弓箭直侍卫共计十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守卫；第四重则是御龙骨朵直计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最核心的，当然是御龙左右直侍卫，同样也是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他们直接保护皇帝的安全，乃是班直中的班直，侍卫中的侍卫。在熙宁一朝，这个制度有所变化，因军制改革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乃是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殿前侍卫班这三支马军班直，因此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也与御龙直、御龙骨朵直一道轮直。而杨士芳身为御龙左直指挥使，竟然是奉命护卫太子的安全，而并非跟随皇帝身边。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是，继狄咏之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侍卫，竟然是新成立的西夏班指挥使、守义侯仁多保忠！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夏班的存在，不过是皇帝为了炫耀武功而设立。西夏班不过三百人，由西夏的降将、豪强贵族子弟组成，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忠诚的代表。
但是守义侯仁多保忠却改变了这一切，与其余班直侍卫不同，因为是西夏人出身，仁多保忠除了皇帝以外，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太子、左右仆射、枢密使，都不在他眼中——这在西夏原本理所当然，但在大宋却非常罕见——在大宋禁中，无论是内侍还是班直，很少有人敢不忌惮高太后的威信，更很少有人会不害怕两府宰执的权威。除此以外，仁多保忠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点，他在汴京没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皇帝可以放心的相信他不属于朝中任何一派势力，他的富贵甚至是生命，都只系于皇帝一个人。而仁多保忠降将、人质的双重身份，出身西夏大贵族的先天条件，让他在处事之时，既能小心谨慎，又能十分得体。因此，仁多保忠在皇帝的心目中，俨然就成了大宋朝的金日磾。虽然他不能象狄咏一样，指挥御龙直、殿前指挥使班，但却出入警跸，片刻不离。熙宁十七年，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守义侯仁多保忠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