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2章 国运(下)

林敏听到的不是轻工业革命有关的前置科技。

只是简单的概念棉花种而已。

因为产量高一半,纤维长的多,纺出来的布更细腻。

仅这个理由,就足够他支持圈地垦荒。

而且他也很清楚,垦荒公司那些人说的都对,不这么搞,无法做到快速的棉种替换。他很清楚农村什么样,朝廷有怎样弱鸡的控制力。

现在刘钰的意思,明显是说,要把淮南变成“棉纺织业中心”,而不再是“盐业为产业支柱”。

这件事,他支持不支持?

他支持。

但是,这不是一个瓶子倒了扶起来这样的简单改变。

种个舶来的苹果树,还得好几年结果呢。

把支柱产业从盐业,变为纺织业,这得几年才能结出果实?这里面又要牵扯多少事?

中途造就了失业、换业,怎么解决?谁来负责?

最可怕的,就是盐工起义怎么办?

况且,他也不明白,纺织业一定和盐业冲突吗?

他要的,只是扬州继续做盐业的物流中心。

可听刘钰这意思,是说扬州连盐业的物流中心都不要做了,彻底和盐业切割吧。

这就有些让他难以理解。

或者说,似乎也不是不能理解。

因为,如果把盐业放置在淮北,那么淮南盐区的盐业物流中心是哪?

显然,不再是扬州,而是上海了。

因为海州装了盐,走海路去松江府,松江府将成为大顺两淮盐业的物流中心、

海州注定了只能是产盐地,做不了这个物流中心、资本中心和商业中心。

林敏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刘钰一定要把资本都往松江府集中。

“国公,垦荒的事,我当然是支持的。国公应该清楚,垦荒公司圈地过程中,逼死人的事,我是站你这边的。”

“但是,松江府已经足够繁华了,实无必要再用政策,使得资本涌入了。”

这个说法,其实是个疑问,听起来刘钰应该给他一个必须让资本往上海积累的理由。

但刘钰并没有给出理由,而是说道:“我只是出于对淮北晒盐有巨大优势来考虑的。淮南真的不适合晒盐,至少相对淮北来说,无论是气候还是距离产煤区的距离,都不合适。”

“既胸怀天下,那么叫百姓吃上便宜的盐,总也是我们该做的,不是吗?”

林敏心道,你要真真么想,就该支持万历四十几年的那场盐改之争,支持废除盐税。

你既空谈大义,不说实话,扯大义谁不会啊?

正欲也要开始空谈大义扯犊子呢,不想刘钰却话锋一转道:“罢了,盐在淮南淮北,日后再议。只要林大人支持继续垦荒就好。”

“此番回京,盐改、垦荒两事,必要争论不休。到时候,还望林大人问心直言。”

林敏这才焕出笑容道:“那是一定。此事虽与王道不合,但其中问题,也确实非此不可。如今苏南财税为天下最,棉布一业占额不小。南洋日本皆需棉布类。”

“非此等手段,不足以推广新棉。况且我观垦荒公司资本足备,亦非小农可比。”

“又兼日后可修水利、堤坝,亦是利民之举。”

“这一点,国公放心,我肯定是支持的。”

“你我之分歧,在于,要不要把扬州的资本,都转至松江府。废扬州而兴松江,此为歧尔,可不在这垦荒、晒盐事上。”

刘钰点头称谢,心想这分歧可大了去了。

留给大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英国人已经蠢蠢欲动了,必须要在对英开战之前,解决江苏问题。

之前二十年的努力,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大顺已经到了无法后退的地步了。

朝廷压根不明白,现在大顺的发钞行是海外贸易,控制大顺货币价格的不是大顺自己,是西班牙、法国、英国。奥王继承战争还算是小打小闹,真要闹到奥普矛盾、法西英矛盾必须解决的地步,白银必然要收紧的。

正如对大顺而言,拓展海外贸易,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在家门口卖货,完全被动,搞类似十三行的手段,垄断海外贸易的利润坐地收钱。

要么,只能主动出击,而且要干就必须干的大,去和英国决战,夺取东西方贸易主导权。

没有中间选项。

真的没有。

现在看似搞得这种中间选项,其实非常不稳固,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非常态而已。

因为,大顺有卖的自由。

人家也有不买的自由。

要么,是买不买,全在人家。人家买多少,就卖多少。

要么,是卖不卖,全在大顺。不买?不买就打,打到你开关买为止。

中间选项是啥?

像现在这样,把货运到欧洲,搞走私?英国人赢了,必会琢磨着搞掉中间商,自己来当这个东西方的中间商。

现在只是奥王继承战争休战期的非常态,大顺的海外贸易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地步了。

为什么之前刘钰非要用铁腕手段,近乎用鞭子抽着大顺的海商,逼着他们与自己一起去拉拢荷兰、去在阿姆斯特丹投资、租借港口?

因为他不用铁腕和鞭子的话,大顺的海商绝对不会花这笔钱,躺在家里赚钱多好?

而如果当初不那么干,大顺就算拿下了南洋,赚到了香料钱,似乎完全和现在也没啥区别,该卖得货还是能卖、该南洋开发还是能南洋大开发,利润并不低。

但,如果当初不非要往欧洲跑,大顺马上就要出事了。

假设大顺除了去欧洲联络荷兰这件事没做,剩下的都做了,那么会发生什么?

大顺在海外扩张,尤其是南洋扩张、南洋开发一事上,选择了超速的跃进模式。而这种模式最怕的,就是资本忽然断掉。

现在维系这种跃进式扩张的,靠的是海外流入的巨量白银利润。

一旦欧洲再度开战,外部而来的资金会瞬间减少。

选择往前走是有代价的,破坏了原本的小农经济体系的苏南,已经有资格出现欧洲1720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了。

只不过,对欧洲来说,20年的金融危机,是货币过剩,以至于瞎鸡儿投,投出来一大堆泡沫然后炸了。

而对大顺来说,这场金融危机,则是货币资本不足,通货立刻紧缩,无法维持现在的高速发展,要爆出大乱子的。

但是,现实是大顺已经走到了欧洲,尝试与荷兰合作,并且组建了猥琐至极的武装中立同盟。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的话,在大顺参战之前,大顺凭借武装中立地位,可以疯狂走私,保证不会出现瞬间的白银紧缩。

但,这只是续命,根本问题还是没解决。

英国一旦获胜,必然会选择夺回东西方贸易的主导权。

所以大顺没有中间选项,而且现在也退不得,只能往前走。

退一步,就是之前二三十年的努力,全都白费。

贸易主导权被英国夺回,大顺就等于直接退回了十三行模式,人家买多少,自己才能卖多少。

那这二三十年的折腾,等于白玩。

大顺和英国不一样。

英国开战,要国会许可。

大顺开战,皇帝的话。

开战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证开战之后,有一个强大的阶层,支持战斗到底?不只是精神上的,更是金钱上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支持?

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大顺的资产阶级,和英国的资产阶级的决战。

赢了吃肉。

输了吃屎。

那么,现在大顺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能力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战?

显然,还差点气候。

那怎么办?

扩大新兴阶级的人数,或者说,扩大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的新兴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力量。

大盐商是不是资产阶级?

显然是。

但是刘钰可以依靠的力量吗?

显然不是。

对英开战,这些大盐商有什么好处?一丁点都没有,反而因为朝廷需要钱,可能还要压榨他们。

那么,谁才是能在不久后必然因为奥普矛盾、俄普矛盾、英西法中殖民地矛盾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决支持打到底的人?

很显然,是做海外贸易的,做陶瓷的、做丝绸的、做茶叶的、做棉布的等等。

他们会在一战爆发初期,大顺没有参战的时候,享受到战争的红利,凭借武装中立同盟的走私盛宴,烈火烹油。

然后,他们也将在“上党归赵”,大顺对英开战后,立刻感受到贸易断绝、中途劫船、商品卖不出去的巨大危机。

只有到那一刻,他们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需要祖国。

他们才会选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国债就买、征用水手就给。

因为他们明白,只要打赢,借的国债,全都能还!

只要打赢,他们就能再度享受走私盛宴那样的狂欢,而且比那个还美。

中途停战?不可能的,不把自己的全部家底全扔进去之前,谁也停战不起。

这是大顺和英国的战争吗?

不,户政府不会出一分钱的,就算皇帝逼着他们出钱,也逼不长久。

大顺不会为了欧洲之战,征三饷,毁灭自己的执政基础,去为根本不是大顺统治阶级的新兴阶层而战。

这压根不是大顺可以发挥全部国力的一场战争。

这只是一场大顺的新兴阶级和英国的战争,好在有俄、法、奥、西、荷这些盟友。

这场战争想要持续,或者想要在大顺不被反对,就必须不能用户政府的钱。

一分钱都不能用。

所以,刘钰必须要让更多的资本,流向松江府,继续扩充松江府的新兴阶层。不惜废掉淮安、扬州,使得资本涌入松江府,完成白银纸币化,完成新兴阶层的快速成长。

构建一下几乎是全面外向型经济的、和英国差不多大小、差不多人口的地方。

包括淮南的棉花田、南洋的种植园、松江府的新兴纺织业、造船业、京畿周边的重工军火业。

逼着他们到时候毁家纾难热爱祖国,出钱打满全场,直到分出胜负。

逼着他们买国债,逼着他们换纸币以备超发,逼着他们把资本汇聚到松江府做真正的金融中心方便发债。

而这,就是刘钰非要把扬州淮安废掉的原因,让那些资本,挤到松江府,准备到时候……发债,借钱。

打到没钱。

赢了还债,做帝国主义坚强堡垒,逼欧洲革命,点亮欧洲反封建之火,加速启蒙;输了自己革命,做必然被镇压的先驱之火,因为输了大顺必然裁撤严重超额的海军,赖掉军饷,水兵起义,新兴阶级武装讨债,留下启蒙火种。

(本章完)

第1043章 新危机(上)

这种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若是说出来,简直就是特大反贼这四个字写脸上了。

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

东方西方一起亮,殖民地就这么大,世界市场就这么大。

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巨量的生产力激增,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大家卷起来。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是可以爆发的。

而于大顺,只能说,萌芽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成事,该怎么办。

他们想成事,只能宁可少赚钱、加成本,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不能盯着国内。

工业化的痛,是在外货冲击下,地主都要活不下去、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

痛不欲生的那种痛。

但有句话讲,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小农佃户,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

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

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

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

他们心里没数,刘钰就得约束他们,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就这小身板,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全挂路灯了。

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

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

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不是圈地,两目的:一是养羊,搓羊毛;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大顺圈地的目的,也不是圈地,而是种棉花,搓棉花。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最好是没有,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否则割耳朵,不准琢磨着当农民、掘地垦耕;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还有这样的好事?

棉花这玩意,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所谓“无盐不见棉”。

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水运海运都发达,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

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都步履维艰,要非有此国运,怕也极难。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悬于一线。

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刘钰看看林敏,心道昨日的同路人,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

前一秒还是同路人,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

…………

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倒是基本很安静。

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

弹劾总得有。

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

不管怎么说,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

只是,既沦为了日常,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

永嘉、永康学问,产生于特殊年代,是有点霸道的学问,是试图发展工商业、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

换言之,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

但是,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军改之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

这本身也不难。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可以说,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

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凭着自身体量,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欧洲压路机的身板。

大顺的体量,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所谓“奢侈的盛世的绝望”,对儒生来说,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

对刘钰来说,不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既无希望,也就不存在绝望。

但对儒学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

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是血缘,是家庭,是国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

国家、社稷、天下,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学,是普遍的、世界性的、万世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也就是,诸夏自有国情在此,儒学在此很适用,别处未必适用。但他们的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只要用了技术,我们也一样变强了。

而现在,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盛世下的出击。

是绝对不能默认,儒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得出一个结论: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为不用儒学,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你们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

这也就不难预见,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选区制度,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仁与社主义;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

但现在,对儒生来说,还没到彻底服气,争都不敢争、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

因为,儒生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才是普世的。

往大了说。

齐国公出访欧洲,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搞武装中立同盟,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

这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

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

就算是五霸盟会,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丢不丢人?

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非得去签什么国际法的条约,让人认可对南洋的控制?

就算不谈这个,只说实际的,反正之前也承认各国的帝号、王号了,天下体系已经松了。

那么,国际法是不是“礼”?

以后的国际法,要按照什么制定?

既然没有周天子,儒学要不要拿出一个五霸制礼的意识形态解释?

以后的国际法,公约法等等,如果和儒学伦理出现了冲突,是否承认?

如果承认,是否意味着儒学不是普遍适用的?

儒学这一套,是否要比万国约法、国际公约、普遍认知之类的东西一级?

如果不承认,或者说,想要使之符合儒学解释,是否要搞出一个意识形态,能够把世界作为新的天下观,并且确保日后的国际法、人的权利、主权概念这些东西,要能和儒学融会贯通?

这不是发展工商业和技术进步的问题,如果只是学技术,那只需要关上门自己加装还是天下,在家里使劲儿憋就行,师夷长技。

这是天下观拓展之下,在大顺主动出击之下,“世界”、“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些东西,大顺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着认可,而是想要主动掺和进去参与制定和完成的必然。

原本的历史,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定出来了个规矩,然后跑到这边一通狂殴,一边打一边问:你认不认?认不认?被打的那个是捏着鼻子认的,但认了之后发愤图强,还成为这个规矩的保护者。

现在的历史,则是世界的规矩还没真正确定。大顺这边也跑来,说这个规矩,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咱们一起定个规矩吧。这个规矩呢,既得符合你们的传统认知,也得符合我们的传统认知。

主动融入,和全面被动接受,自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势。

连洪秀全这样的穷秀才,在成事之后,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亚公会议,拿着阿里乌斯派的一套东西狂怼传教士,质问他们懂个屁的三位一体?

如今大顺科举出身的儒家顶尖人才,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儒学的普遍适应性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

能不能搞成另说,但要是连这点脑子都没有,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没救了,很明显,再不搞出来,很快就会被一堆显学打的再次式微。

天下概念的变化、富庶强盛的“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释世界理论的新蛮夷”的出现,就是儒学的大危机。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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