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
大顺是个假的大政府，混到一年收入3000万两的程度，根本没太多的能力搞国家调控。漕米粮食算是为数不多能调控的东西。
但皇帝对现实有些了解，就不得不怀疑这么搞真的能如人所愿吗？
自从开阡陌、破井田之后，土地制度就是标准的私有制。土地是可以买卖的。
不想让钱流入到土地买卖上，就俩办法。
要么，土地不能买卖。
要么，土地收益率降低、其余行业收益率增加。
土地不能买卖，是不可能的。就大顺而言，做不到。
虽然北派大儒一直想要恢复井田，但他们给出的那办法，纯粹扯淡。而且他们是以井田为目的的井田，纯粹的反动。
刘钰不是不支持那些古儒一派提出的变种井田制，但他理解的变种井田制，不是为了井田而井田，而是为了防止小农在时代浪潮中破产无以为生导致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反动。
变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足以容纳每年百万级别的破产人口的时候，再把井田一脚踢开。
这就是纯粹的道路分歧。
以儒学的意识形态而言，井田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就像是一条奔流的大河，儒学的意识形态，就像是“三代之治说，河不对，应该是一片大湖”，于是筑坝堵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而刘钰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则是认为，把下游好好疏浚一下，让河奔流入海。但是，如同母亲河一样，大顺的特殊性，使得这条河太狂躁了，水流太大，不先把它筑坝堵起来，下面没法疏浚。所以筑坝是手段，目的是疏浚下游，确保下游能容纳足够的洪水之后，再把坝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传入之后，华夏被儒学浸润导致很多人本能地亲近、出自文化本能地理解。但在完成筑坝那一步同路之后，原来的同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需要一群人、数百万拥有类似意识形态的人组成群体，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肯定是不现实的。
既然不现实，那刘钰宁可发洪水，也绝对反对筑坝，搞反动。
皇帝的担心，是从大顺王朝的稳定性考虑的。
小农经济越稳定，王朝也就越稳定。
对皇帝而言，对外扩张，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搞钱。搞钱，是为了让王朝更稳定。
但刘钰骨子里就对王朝稳定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以小农经济稳固为基石的王朝稳定性，不但没兴趣，其实一直在挖坟来埋大顺。
但这个坟地，不是这么好挖的。
而且皇帝现在担心的这个问题，看似只是担心具体细节，实则本质上还是对工商业发展的隐忧在作祟。
这种隐忧的根源，源于土地的私有买卖合法。
商人越富、越有钱、赚钱越快，皇帝就越担心，大量的工商业的钱用来买地，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加剧。
而大量的资本用来买地的担忧，又源于土地收益率太高。
大顺的地价奇葩的低、地租奇葩的高，都导致了买地的收益率实在是太高了。
既然商人逐利，那么，明显的，钱会往买地上流动。不只是皇帝担心的这一年几百万漕米的买扑钱，还包括任何工商业从业者。
皇帝不是站在古典的“大家都是做生意了谁来种地”的角度考虑的，而是纯粹站在“商人这么有钱买地兼并怎么办”的角度考虑的。
除非，土地不能买卖，使得钱除了流向工商业之外，没有别的钱生钱的途径。否则，这种事是很难禁止的。
去和商人讲道理：哎呀，不要囤地造成兼并，应该把钱投入工业，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让国家富强。
商人看看土地的收益率和风险性、再看看工商业的收益率和风险性，心道我可去你吗的吧。
靠情怀和道理，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皇帝担心这个，刘钰也只能实话实说。
“陛下圣明，所虑极是。”
“此事既是因为治水而起，臣也请以治水喻之。”
“钱流动起来，可称资本，资本就如流动的水。”
“流到此地，便要分叉。”
“一边是天朝内的土地。”
“一边是工商与南洋荒地。”
“古来治水，无非一堵一疏。”
“这事也是如此。”
“堵者，或抑兼并、或行手段使买地收益降低……亦或惊天动地，拼着天下大乱，均田不得买卖。”
“疏者，便让工商南洋之利，高于在国朝买地的收益。商人逐利，自然会去。”
“这一堵一疏，皆关乎国家大政，非一州一府所能为也。”
“加税、减摊派力役，这是堵。臣对天朝内部的事，所知不多，亦不曾为政地方，非臣之所能。”
“但在工商一事上，臣自信还有一些手段，能保证这些钱流向南洋。亦可保证这些钱，有一部分是以安置流民灾民的方式花掉的。”
“陛下所虑，其实是天大的事。商人固然囤地买地，那么各地士绅乡绅地主就不买地囤地了吗？这件事要解决，恐非人力所能。”
“既非人力所能，臣以为，何不另辟蹊径？买地囤地，是因为人们爱土地吗？不，只是爱钱。”
“既如此，想办法让他们有更好的赚钱的路，这才是治标之上策。至于治本，除非古儒一派复井田之议，否则无解。
“百姓是因为没有地而活不下去吗？对也不对，但更准确来说，是他们除了土地之外，再无其余可行的谋生手段。若是另有手段，或做工、或从军，或出海，便无土地，他们也饿不死。”
“既如此，便给百姓找一条拥有自己的小地之外的谋生手段，亦是可行之法。”
“南洋广阔，土地肥沃，一年多熟。”
“既不可井田，有些事是早晚的。但，疏通至南洋，亦可延期。”
“臣既有手段，让他们把钱投入到西洋贸易上；便有手段，让他们把钱投入到南洋。”
“至于说，钱越赚越多，将来利润大的都赚完了，又来考虑土地……臣以为，既不能治本，那就不如在默认必然如此的情况下，想办法控制在沿海几州几府的范围内。”
“即便兼并，百姓亦可去南洋求活，沿海方便。或者，亦可救济。”
“与其假装能够解决，假装卖力去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实在不如不要讳疾忌医，便认了这件事解决不了，想办法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对此，臣已有一些想法，或可控制在沿海或江南几州几府之内。但尚需细思。”
皇帝眼前一亮，心道既有办法，那就好说。若只是控制在江南或者沿海各地，确实好解决。怕就怕这些商贾赚的钱，跑到河南山东京畿湖北陕西等地囤地买地，以至于百姓无可活、又没法下南洋，那就只能造反了。
福建广东各地既能下南洋、闯台湾，这些地方造反的就少。而且即便造反，多半也成不得事。倒是河南陕西安徽等地，若真兼并过重，必出大事。
刘钰只说这想法尚需细思，皇帝也就没有再问。
心里权衡了一下各方的利弊，本就有倾向性的想法，最终敲定。
于是将廖寒辉召到身前，语重心长。
“卿也听到了。”
“治水一事，关乎海军、贸易、南洋、漕运，乃至土地、井田、赋税……凡此种种，哪一个都是社稷大事。”
“无海军，不可海运。”
“无海运，不可废河。”
“不废河，不可治水。”
“无钱，不可治水。”
“无稳固的漕米来源，不可治水。”
“不能安置漕工，不可治水。”
“不能处置废运河后的贫苦百姓，不可治水。”
“治淮，非是驯服黄河这般的旷古功绩。但其背后，亦是牵扯甚广。”
“说是举天下廿年之力，也非虚言。”
“朕非不爱惜两淮百姓。之前或不可为，如今既可为，自要为两淮百姓行仁善大政。”
“卿切记，治淮一事背后到底担负了多少、牵扯了多少。万勿辜负朕的苦心！”
“从昔年建海军开始，朕就在等这一天。如今这件事交在你身上了，但愿朕没有看错人。”
刘钰闻言，心道毛线，建海军的时候你压根就没想这么远。
然而看破不说破，皇帝这番话，已经让廖寒辉泪眼婆娑，跪在了地上。
“来人，取笔墨！”
呼喝一声，皇帝御笔亲提了一句话。
微禹，吾其鱼乎！己亥月十三。
泼墨写完这几个字，皇帝只淡淡道：“朕给你留着，若真治成了，卿也当得起这句话。”
“兴国公昔日复唐时一别千年的西域，因功封爵。你若能复宋时一别六百年的富庶两淮，封爵何难？”
“历朝历代，未有因治水而封爵的。朕愿爱卿敢为历代先！”
只是随便的几个《左传》上的字，廖寒辉并没有惶恐地表示自己当不起之类，而是感情迸发伏地大哭道：“臣，定尽全力！”
一旁的刘钰见状，心想皇帝这是准备赌一把大的啊。听这意思，漕运改革还要加税改，就要靠治淮成功来压。若成，威望冲天，事事皆成；若败，上天预警，事事皆废。
大顺可不差会画流民图的。
如今也只能默默祈祷，但愿老天爷给两淮百姓一条活路，要是修的途中就发特大洪水，这天人感应、上天预警的大帽子一扣，估计皇帝再也不敢搞什么敢为历代先的事了。
刘钰暗暗祝祷道：“老天爷啊老天爷，这也算是你和耶稣打架的关键时候。你可得给点力啊。人能谋划的都谋划了，成不成还得看你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