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3章 萌芽?萌个屁

荷兰人的毒计,就像是德川吉宗离间刘钰一样,恶心到极点的一种公开的投毒。

即便当时没人信,或如德川吉宗的信当时肯定无法离间,然而将来呢?

一旦出了意外或类似的事件,必会有人把这些话翻出来。

史世用就算是有心帮刘钰,可这件事又不是私下里说的,而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谈的。

他若不说,皇帝那边也交代不过去。

况且,瓦尔克尼尔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这种说真话的投毒,最是恶心。

东印度公司从开普敦到日本,拥有广袤的市场,才不过几万华人的劳动力,这么大的市场就无法容纳,竟能搞出“相对过剩”这种情况。

大顺如果要兴办手工业,这得需要多大的一个市场规模?

更诡异的是大顺拥有此时世界最多的人口,从明朝开始几乎全世界半数以上的白银流入,但整个大顺的消费能力差到出奇。加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内部市场几乎是半死的。

巴达维亚的事,或许终究会给刚刚起步的大顺手工业工厂,蒙上了一层阴影。

也需,会让皇帝看到了这些新事物美好背后的可怕。

月后,史世用回到了京城。

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将在巴达维亚的事如实汇报,自然也包括了瓦尔克尼尔最后说的那番话。

即便他不说,也自会有别人说。

这番话之外的事,皇帝并不是太在意。一切都是按照枢密院那边定下的战略,完全捏住了荷兰人的命脉,就像是乐府指挥雅乐一样顺从着朝廷的节奏。

最后的这番话,史世用也看不出皇帝的态度,只是觉得皇帝好像很在意,不但听史世用复述,还将瓦尔克尼尔说的那些东西的一问,仔细看了看。

实际上……大顺已经在几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了。

6年前,苏州府长洲县,爆发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织工罢工事件。

这本来是一个县的小事。

但这种事,从县令到州牧,全都是第一次遇到,一下子懵圈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处理农民起义,他们有经验;处理要求永佃的请愿,他们也有经验;处理商人罢市,他们还有经验。

唯独就是织工罢工,这件事他们是真没经验。

之前没发生过,怎么处理?

而且织工选择罢工的时间,正是各外国公司前来订货的时候,于是只好层层上报,直接报到了紫禁城里。

整个事其实很简单,当时刘钰还在威海练兵,这事他根本没机会参与朝会讨论。但以他的常识,连脑子都不用,用腚都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不是要求改善待遇,就是要求增加工资,工人的诉求无非这几样。

之所以闹到了紫禁城里,也因为当时一个叫何君衡的机户,也就是有织机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请求朝廷“勒石永禁叫歇之事”。

何君衡是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明显感觉到日后这种“齐行叫歇”,也就是全行业大罢工的事,在苏州、松江等地会越来越多。

但朝廷从未有过法令指导这种事该怎么处理,所以最好就是以此事为判例,立碑、勒石,日后作为指导性的判例。

作为机户,他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更不希望一发生这样的事,平日里交好的县令大人不知所措。

全行业的叫歇,县令也不敢轻易动手,怕闹出大事件。

朝廷最后出面,派人在苏州府立了碑文。

碑文可想而知,大体就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这次叫歇罢工的缘由,一定是织工里面有坏人,心怀鬼胎,用心险恶。

但是,大部分人是好的,是被蒙蔽的、不明真相的。

所以,第一部分说:【某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职,机匠废业……】

第二部分,肯定是怎么解决。

但这个时代不是19世纪的美国矿场铁路,机械时代随便抓几个人就能干,敢闹事的直接让公司枪手打死完事。

这时候是手工业工厂,织工是需要技术的。

这不是后世的蒸汽机纺织厂,抓个包身工就能操作机器。能织绸布的,这时候克也算是技术工种了,所以还不能杀。

只好妥协了一下,从原来的按天算工资,改为了计件工资;每年的六月初一、七月初一和八月十五,机户得多给机工一钱银子,作为福利。

从按天算到计件工资、再到给酒钱福利,整体上也算是增加了工资,这件事也就这么解决了。

最后,朝廷、何君衡等资本家、织工代表等几方人,一起在苏州府立了碑文。

其碑曰:

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

这个碑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把持行市律】究处。

因为,之前没有爆发过类似的齐行叫歇的事件,哪怕是县令大老爷断案向着何君衡,耐不住整个苏州府的织工都罢工了,县令怕闹出大事,也是头疼。

按照啥法律判?

翻了《大顺律》翻了半天,也没找到类似的情况,更没说该怎么处置齐行叫歇事件。

但立了碑文之后,也就有法可依了。

顺承明制,《大明律》之《户律·市厘·把持行市》罪,大顺基本也就是照抄过来了。

《户律·市厘·把持行市》律,在《大顺律》里排在第149条,下辖15个小款。

包括牙行、对外通商垄断、朝鲜琉球朝贡贸易反欺诈、漕运中途勒索、府兵盗卖半官方的马匹、汉苗交界处贸易准则、衙门和官方买卖等等。

全,基本是挺全的。就是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比如现在松江的贸易公司的买卖制度、比如虾夷的买扑承包,就完全套不进去,只能特事特办。

依《大明律》之条款,“把持行市罪”基本有三种处置方式。

杖八十。

这个不给钱贿赂,正规执行的话,必死。

鞭笞四十。

这个当时死不了,但基本上也差不多。

大面积的背部鞭痕,缺乏处理,很快就会葡萄球菌感染,最后“发疽而死”。

最后就是“如盗窃论”。

至于之后断案怎么断,也就很清楚了。

如盗窃罪的前提,是在贸易交易中用非法手段拿到了利益、并且拿到手里了、退赃也不管用,一律按照盗窃罪处理。

那么,如果日后织工在齐行叫歇,并且取得了胜利,争取了涨工资等利益,全都按照“把持行市”律之“如盗窃论”的盗窃罪处理。

依《大顺律》之规定,盗窃未遂者,鞭笞四十。

但如果已经罢工成功,增加了工资,那就不算盗窃未遂。

钱都拿到手了,工资都涨了,肯定是已遂啊。

而同时,古代中国的律法对盗窃罪罪额的规定,是比如十个人合伙,偷了100钱,每个人不是按平均10钱的罪去定罪,而是按照每人都偷了100钱的罪去定罪。

所以,一旦叫歇成功,每个人涨了一钱银子,那么全行业1000人,就算100两的大盗窃罪。

“依罪,盗银百两,流三千里戍边、免刺字、杖四十”。

基本上,这件事勒石之后,齐行叫歇的成本就大规模增加了。谁也不想最后流刑三千里。

这件事既算是所谓萌芽的一个证据,也算是朝廷根本不懂啥叫新时代的一个证据,甚至都没有专门立法。

旧的《大顺律》修修补补继续用,而修修补补的《大顺律》里关于“把持行市”的律法,抄的是《大明律》。

《大明律》中,关于把持行市的法律,抄的是《唐律疏议》。

基本上算是千年前的棍子打现在的人,一杆子抡到西域还是万里佛国的时候了。

如今史世用又把巴达维亚那边的话一传,皇帝自然想到了几年前织工叫歇的事。

不得不把刘钰、刑政府尚书、户政府尚书等几个人全都召见到身边。

李淦并没有单独召见刘钰询问这件事,也没有上来就问类似的事如果发生在大顺该怎么解决。

待人都来了后,转而询问刑政府尚书,如果巴达维亚的事发生在大顺,该怎么判刑、依何等罪?

刘钰跟睡着了一般在那杵着,皇帝不问,他也不说话。或者,他根本没把这件事当个事。

皇帝问刑政府尚书,刑政府尚书便从专业角度先谈道:“陛下,臣以为,此事之首罪,当在糖厂承包者。”

“若在本朝,瞒报人头、拒缴丁税、数额较大,按例当杖八十,追缴欠额。”

“但此事……若真这么办,臣等考评之时,也定会给当地县令安一个‘考核乙下’的差评,基本上这辈子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若是这般做,糖厂必要倒闭歇业,雇工闹事,必要大乱,这是只知律法而不知变通,实难堪大任。”

“但此事,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早晚还是要出事的。”

“所以当地县令多半觉得,只要不在我任上出事就好,自己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留给后来的人去解决,只要别在我手里出事就好。”

“最后越压越多,将来爆出来的事也就越大,早晚会有倒霉的,可别是我就行。”

“不过,本朝既已免了丁税,此事倒也不用考虑。但商人求利,毫无道德,多半还是会压榨。压榨过狠,纵无丁税,雇工依旧闹事。”

“所以,此事……无解。”

“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不准开办糖厂等等。此谓之治本之法。”

“亦或者,复《周礼》之旧制,皆收官营,再置官籍工匠,尽归匠籍,专门管辖。”

刑政府尚书回完皇帝的话,又悄悄看了眼刘钰,又补充道:“陛下如何问,臣就如何答。至于做不做,那就不是臣所能建言的。或陛下圣裁、或天佑殿众议。”

皇帝知道刑政府尚书是在做老好人,也不在意,笑着看了看刘钰,道:“鲸侯听完这话,是不是肚子里准备了千句百句准备反驳?朕想想啊,你都准备用什么词。嗯……因噎废食?这四个字,肯定都到嘴边了吧?”

(本章完)

第544章 皇权最可信的刀

几个大臣都笑了,刘钰心道我压根就没想说什么“因噎废食”之类的话。

可皇帝都这么说了,自己不接话,怎么显得皇帝英明神武、判断准确、识人精准?

只好故作一副尴尬地像是“因噎废食”已到了嘴边、又被他咽回到胃里的模样。

演了半晌,才道:“臣以为,这事儿其实很好解决。日本吃糖,糖卖不出去,就打一顿日本,让他只准买本朝的糖;印度人也吃糖,糖卖不出去,就打一顿印度,让其不准买英国的糖;波斯人还吃糖,那就打一顿波斯,不准其买荷兰的糖,这就不解决了吗?”

旁边几个大臣都憋着笑,心道这番话我们也猜到你会这么说。鲸侯啊鲸侯,人家是外圣内王,你是死抱着霸道不放了。

有一两个知根底的,也觉得刘钰满脑子就是开战。

漕运改海运,开战,只要没有南洋的海上威胁,海运就安全;天灾,便宜招兵、日后开战,把灾民往虾夷等地运,或是垦蒙、垦西域;瓷器卖不进日本,商船被限制数量,开战,打到把瓷器卖进去为止;如今更是连白糖红糖冰糖,都直接琢磨开战……真是,无语。

也有的想,得亏丝绸、瓷器、茶叶等,好卖。若是这些东西也不好卖,或者人家闭关不买,勒令节俭,岂不是要从日本打到欧罗巴,就为了卖茶叶?

这话别人说,多半会觉得实在暴论。但刘钰在朝堂上天天讲、日日讲,这些人都听麻木了,反倒觉得若刘钰不这么想,才是大大的有问题。

说完了常说的言论,刘钰又道:“至于说商人求利无德,此事……前朝有优免的时候,多少人带地投效,逃避正税。有功名才优免,我也没见他们读圣贤书的,便比商人德高多少。”

皇帝哈哈一笑,刘钰举得这个例子实在是不太好听,但现实总不是那么美好的。

李淦心道,朕还是了解你的,连你想说什么词都想好了。你举的这个例子,实是在朕的意料之中。看来你还真的怕这荷兰人的话?还是觉得朕真的会因噎废食?

然而,实际上刘钰还真不怎么怕瓦尔克尼尔说的那些东西。

荷兰是荷兰、大顺是大顺,两边的情况根本不一样。

瓦尔克尼尔的担心,在刘钰看来,那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用着荷兰的经验来理解中国的事务。

对大顺而言,手工厂起义反抗这种事,小事。

相反,对内倾销、小农破产、男耕女织解体,这才是大事。

荷兰不怕后者,反倒怕前者,因为荷兰根本没有后者;但大顺根本不在乎前者,怕的是后者。

虽然两者是一体两面,但荷兰人下毒的方向,下错了。

刘钰不是荷兰人,很了解大顺的情况,所以他搞得那些手工业工厂,有一条明显的界:前期坚决不碰纺织业等“敏感”行业。

大顺不缺劳动力,也不需要搞什么圈地运动,就靠正常的兼并、甚至是抑制兼并政策下的无地流民,都用不了。

就算皇帝现在脑子锈了,真的用了北派儒生的“三十年地租赎买政策”,实现了全国均地,那也不会缺劳动力。

此时整个世界的蔗糖市场,也就能容纳三五十万工人,这里面还包括奴隶、砍甘蔗的农奴等等。

实际上此时全世界的消费能力,纯粹的制糖厂的产业工人,哪怕是现在没有蒸汽机靠牛马拉绞盘,最多也就容纳个十万人顶天了。

而且各国都流行重商主义,高关税壁垒,都想当只吃不拉的貔貅。大顺拼了老命最多也就能容纳个三五万人劳动力。

这点人,够干啥?莫说不可能全都一起起义,就算一起来,三五万人,朝廷放在心上吗?

所以刘钰一直认为,此时的世界市场太小了,此时全世界可能都容纳不下一个前蒸汽时代手工业工厂化的苏南的生产力,甚至都不用整个江苏。

一省先工业化的本质,就是把国内的其余地方当殖民地,迅速瓦解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单就这一点,皇帝肯定是不允许的。

想这么搞,肯定是割据一方,或者是乱世扯旗,造出一隅之地的山巅之国、地上天堂,将其余地方当殖民地,也不废话,直接倾销瓦解旧有的经济基础,简单有效,顺带才能迫使朝廷应对大规模起义。

但在朝廷内,这么搞就是找死了。朝廷制度的支柱,是小农经济,谁当了天子都要想办法抑兼并、稳小农。

瓦尔克尼尔把巴达维亚那屁大的地方,刻舟求剑一般来恶心大顺,实际上说句难听的,就大顺立国这不到百年,三五千人规模的起义,那叫事儿?少于四五万、不能震动三州五县规模的起义,都没资格在史书上留名。

手工业革命带来的“皇帝眼中的危险”,刘钰早就画出了一条红线,根本碰都不碰。

而红线之外的种种情况,哪里算因噎废食,最多算是吃菜的时候菜上面沾了一块锅上的黑锅巴。

反倒是瓦尔克尼尔的话,反向会提醒皇帝,要对外扩张、夺取市场。

因为,有些事走到这一步,皇帝心里很清楚,是退不回去了。

退回去的路,无非就是北儒那一派的老生常谈,井田制的种种魔改变种。

颜元和李塨的那些三十年地租赎买之类的扯淡想法,不是不好。

而是和“我要是力大无穷就能举起泰山”一样的、正确的废话。不能说是错的,关键是:结果很好,但是,怎么做呢?

皇帝又不是王莽,怎么可能傻到走这一步?

再说,就皇帝这性子,刘钰也算是摸透了一些。

哪怕皇帝想要退回到纯粹的小农时代,复前明开国之旧制,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农村,控制人口流动等等,也需要一步步地来。

移民也好、垦荒也罢,都是为了缓解人地矛盾。而这,又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

就像是刘钰在日本谈判的时候,与德川吉宗说的那番话:德川吉宗是想改革也好、是想退步也罢,总得先当几年买办,攒下钱。

大顺这边也一样。

是进步也好、是后退也罢,总得对外扩张几年、扶植一波工商,从而攒下钱。

没钱,啥事也办不成。

而且朝廷之前被刘钰“坑”的,加上皇帝好大喜功的急躁性子,以至于摊子铺的太大。

又是西域移民、又是垦荒蒙古、又是西北拓边,都已经办了挺久了,钱也已经花了不少了,这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不然之前投的钱等于打水漂了。

尤其是皇帝见识到了一些商税、买扑、垄断等好处之后,看着自己鼓胀的钱包内帑,看着西域蒙古等地每年要钱的报告,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皇帝连“因噎废食”这四个字都主动说出来了。

重臣虽然只当是皇帝揶揄刘钰的玩笑话,却也明白皇帝自己把这四个字说出来,看似是嘲笑刘钰,实则是暂时压住这件事,给这件事暂时定性为“谁拿这个说事谁就是因噎废食”。

这四个字,毕竟出自皇帝嘴里,虽说开玩笑说猜到刘钰会这么说,但却没金口玉言说刘钰这么想不对。

刘钰借此鼓吹了一番扩张有利论,皇帝依旧没有驳斥,就像是早猜到刘钰会这么说一般,哈哈一笑了事。

实际上这已经是整个大顺朝堂的常态,鼓吹开战的人天天讲。

一开始还有喷几句穷兵黩武、霸道过重的,后来实在是喷都懒得喷了,习以为常,只当放屁。反正皇帝也没说就要听之言、行之事。

皇帝笑过之后,也和平常一样,只把那番扩张有利论的言辞当每天被人喊“万岁”一般的日常,根本不顺着这话继续谈。

而是说起来巴达维亚事件对大顺而言,可以借鉴的地方。

“之前苏州府织工齐行叫歇,虽立有永禁叫歇之碑,但只织、纺、绣等业。况且只立于苏州府,别处难知,也未必知道如何处置此事。”

“不曾见过,不知如何办。到时候又像是长洲县一样,县里的事,竟要到朝堂中讨论。好在织工不过求加酒钱、计件工资。若是巴达维亚糖厂之事,等消息从苏州传到京城、朝会之后再传回去,只恐事不可控矣。”

“是以,朕觉得,日后兴办产业,开办作坊,若旧有行业,一切照旧。”

“而凡新行业,只可于直隶、松江、文登三处。别处不可兴建。”

“直隶、松江、文登,各有驻军。即便有什么事,也好处置。再者,此几地官员,也都熟悉工商之事,也好过那些不曾见过的去了两眼一抹黑。”

“就像是一直在西南改土归流的官员,你让他们去处置工商业等事,怕也处置不清楚。”

皇帝说完自己的想法,言外之意也就是,巴达维亚的事,虽然看着吓人,但那时因为荷兰国太小,兵太少了。

文登有小站大营,始终驻军一万五到两万的正规野战部队,还是海军的驻地,陆战队也有不少。

松江周边如今也驻扎着八千人的野战部队,就是为了提防商人势力过大的。皇帝是要松江的商人当做下蛋的鸡、圈养的猪,自然要派人看着。

至于直隶,那就更不用说了。大顺数量最多的野战部队,就驻扎在直隶地区。

在皇帝看来,瓦尔克尼尔的那番话,也确实有些可笑。

确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场从开普敦到日本,甚至可以说巴达维亚的糖,占到了全世界除东亚之外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问题是这么大的规模,居然拉杆子起事的,也就几千人。

就算那些人全都起事,也不过一两万斩木为兵的。荷兰拉不出多少兵,觉得这就是个大事了。

对大顺而言,一个世界贸易某商品三分之一产量的大行业,才不过这么几个人起事,有甚可怕?

三五千人的起义,多大点事?一个县搞不好就能搞出一两万人的起义,而一个县的地税收入才多少?两万三万而已。

如今军改之后,兵强马壮。

直隶地区将近十万的野战部队,会怕几千人的起义?松江地区的八千野战部队,以及文登威海大营的万五野战部队,一旦发现了起事的苗头,可以直接弹压。

皇帝至今还不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在哪,即便只是隐约摸到了一点边缘,却还没有那么清楚。

大顺从立国开始,对工商业的政策也算是相对宽松,栖霞地区的大量金矿业,就能看出来大顺不担心所谓的“好勇斗狠之徒聚众恐生事端”。

拿这个吓唬大顺,是吓不住的。

而真正可怕的、要大顺王朝老命的、会让小农破产、自然经济全面瓦解的那些东西,刘钰一直藏着掖着不让皇帝看到苗头。

瓦尔克尼尔想吓唬大顺的想法不错,但他是荷兰人,不是天朝人,根本不懂天朝皇帝到底在怕什么。

刘钰琢磨了一下这几个地方,忙道:“陛下圣明!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心里则想,刨去文登那个特使的畸形军营经济繁荣,只允许在松江和直隶兴办新兴产业,也足够了。

松江有水运、海运优势,是轻工业中心。直隶周边就有大煤矿、北边还有完全能控制住的大铁矿,基本上啥新兴产业的材料也不会缺。先放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放在皇权指挥的精锐野战部队的监督之下,反倒是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可以慢慢的、偷偷的长大。

户政府尚书亦道:“臣以为,陛下之见识,实在深远,臣等着实不及。如此一来,既可以不至事情难以控制,又可使得官员得以学会处置,更可使得不至过分压榨。而且,日后士兵退伍,亦可有事可做,不至无业而生事。”

皇帝却立刻摇头道:“凡退伍之士兵,若无产业,则或朝廷出钱使之移民西域、鲸海而垦荒。此事万不可糊涂!”

“海军退伍之人,可随船经商、出海。”

“然陆军退伍之人,宁可多花钱移民,使之务农有业、或置永业田、或为戍边之府兵籍、或为良家子籍,断不可为图一时之方便入厂为工,而留大患于将来。”

“此外,松江的八千驻军,日后要注意轮换。要以家产为自耕农者、府兵、良家子为上佳。不可用灾民募兵镇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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