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殆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辞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辞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

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致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的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177]，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的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的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

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事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178]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的打开。

远远的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

5

大名府。

“范仲麟是这么说么？”坐在大名府通判唐康的官邸内的，赫然竟是职方馆河北房知事文焕！此时他头带交脚幞头，穿了一身红色的锦袍，腰间系着蹀躞带，脚上踏着长靿靴——袍子虽是右衽，但其余穿着，却全是契丹风俗，这俨然便是来往于宋辽之间的宋商模样。

这样的装扮，若在汴京，不免会引人侧目，但在大名府却是再平常不过，这里乃是宋朝商人与北边贸易之重镇——往契丹贸易的宋商会在此最一次旅途的休整，而辽国过来的商人，也往往到大名府为止——因为在这里他们基本就能买齐他们所需的全部货物，只有极少数的辽商，才会更进一步的南下。因为辽人——不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奚人，都受不了宋朝南方的湿热，甚至连汴京的气候，他们都不是十分习惯。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到汴京购买货物，虽然品种的确远远较大名府丰富，但对大部分的货物来说，不仅路途更远，也比大名府的更贵。有了如此特殊的地位，在大名府充斥着宋商、辽商，也是理所当然。这些商人上则结交达官贵人，下则出入市井闾巷之间，要想行动方便而不引人注目，无疑做这种所谓的“北商”打扮，是最自然的。

实际上，文焕的公开身份，便是一家专事皮毛、药材生意的小店掌柜——宋朝有不少这样的商人，为了收到珍稀的皮毛、药材，甚至会深入到辽国的上京去，这些商人经常不顾禁令，私自运送弓箭、佩刀、斧头、农具等等铁器出境，因为越是深入辽国境内，这些东西就越是受欢迎——尤其是女直、阻卜等部族，一张在宋朝极为普通的弓，在东海女直部那里，便可以换来两张甚至三张上好的虎皮！当然，这样的生意自然不会太安全，一旦被查获，无论是被宋朝还是辽朝查获，都不会有好下场。辽国颁布法令严禁外国商人与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任何部族交易，一旦查明，不仅货物要被没收，交易的双方还会被砍断双手、割掉鼻子，以示惩戒。一般被抓获的宋商，都会被押到辽国南京析津府后，再当众砍手割鼻。不过，至少到熙宁十八年为止，严刑峻法并未能令这种贸易销声匿迹，做这种贸易的宋人，大多是河北路的无赖泼皮，或迫于生计，受雇于人，或欠了一屁股的债，只得铤而走险，他们很难拒绝其中的暴利——只不过大部分的宋商都学会了交几个当地的契丹朋友、懂得如何有效的贿赂契丹官员。

同样的，贿赂宋朝官员，亦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因此，在河北路的许多衙门中，都可以经常看见文焕这样的商人。

在大名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唐别驾[179]每三日都会召见一些北商，向他们询问契丹的风俗民情。但没人能想到，这些北商中，居然还藏着一个职方馆河北房知事。要知道，很少有职方馆官员能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相关法令，文焕在河北路只受转运使刘庠管辖，他若向文焕透露任何情报，都是违制的。

但这两个人显然都不是遵章守纪的典范。

“半刺上回问我的事，在下已经差人查过了。”文焕一面喝着茶，一面慢悠悠的说道。

“如何？”

“范仲麟使辽，除了担任告哀使外，还将一个叫柴远的人，引荐给了朴彦成。”

“柴远？”唐康努力的思索着这个人名，他感觉似曾在哪里听过，但却一无所获。

文焕脸上露出一种淡淡的笑容，“碰巧我弄到一份情报，半刺一定有兴趣知道这个柴远的背景。”

这份情报并没有他口里说的那么简单——自从接任河北房知事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清查内奸，并想方设法派人接近辽国通事局，但是，因为怀疑河北房有奸细，初来乍到，他几乎不敢信任他的任何下属。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他都不敢向下属透露。但是文焕不能不感叹自己运气不错——也许是他的坏运气在西夏已经用光了，他上任未久，司马梦求与前任河北房知事费尽心机的努力，终于见效，他们成功策反了一位通事局的笔砚郎君。虽然此君官职不高，无法知道极机密的事，但总算聊胜于无。此君无法主动替职方馆探查什么，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弄出几件他认为有价格的情报，卖给职方馆。

虽然文焕与他的顶头上司职方馆知事种建中都怀疑这根本是萧佑央的反间计，但不管怎么说，了解一下萧佑丹想让自己知道些什么，也是一种乐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种建中与文焕太过敏感了，因为二人原本也有类似的计划，只是苦于对通事局了解太少，暂时无法实际实施而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