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4章 终章 九三年(十二)

印度的棉、大顺的工业、欧洲的消费。

这是一个整体。

大顺选择了一条非常奇葩的路。资产阶级在18世纪开始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世界市场。显然,世界市场肯定要包括大顺内部市场。但显然,大顺的资产阶级在没有拿到统一的国内市场之前,就先创造了一个畸形的、扭曲的国际市场。

这是大顺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土地广阔、世界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的人口、内部的长久统一。

使得这种奇葩情况,在此时的世界,能也只能在大顺出现。

举个例子。

法国的重农学派的改革,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高。尤其是粮食销售的改革——打破了法国的区域性经济,使得在法国内部,粮食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这听起来,确实不错。

但要考虑到……法国的大小。

这句话放在大顺这边的语境下,大抵相当于说:河南濮阳的粮食,可以卖到驻马店去啦!

而在此之前,濮阳的粮食是不能离开濮阳的,必须要受到监管控制的,是不能运到驻马店去卖的。

国家和国家是不同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在法国,这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法国达成内部统一市场的先驱、就93年风暴之前的预演。

在大顺,则压根算不得事。除非到崩溃的军阀混战的状态,否则,没听说过濮阳的粮食不能往驻马店运。

千里不贩籴的原因,不是因为封建法规定超过一千里不能卖粮食;而是因为必须要考虑到陆运成本的无形之手。

所以,在这种现实下,大顺这边搞出了奇葩的“内部市场有限制、外部市场塑造出了畸形的世界市场”的一套体系。

于大顺而言,原材料靠海外殖民地;市场靠海外和欧洲之前积累的存银;廉价劳动力靠内部地区的地主乡绅们兼并土地弄出来的一波波的失地百姓,历史上他们可是接受过一天两斤高粱米的低价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

而刨除掉大顺这边,欧洲那边的前提,是波托西银矿的无数印加百姓的血泪创造出来的。

没有世界货币,那就没有发达的世界贸易和统一的世界市场。欧洲的金银,充当了世界货币,尤其是充当了东西方贸易的媒介——大顺是个天生缺金银的国家。

因为如果欧洲没有金银,那么东西方贸易就很难发展成世界贸易:这不是说天不生欧洲万古如长夜。而是说……咋贸易?

白银是明顺几乎唯一能接受的进口商品,别的玩意儿根本不要,没有金银自然也就贸不起来啊。

固然说,国民财富不是金银。

但是,要注意的是,欧洲此时有这么多金银,不是靠种植园、甘蔗园弄出来的。那玩意儿,他不是粒子加速器大型对撞机,能点石成金,他只能种出来甘蔗,种不出来黄金白银。

欧洲此时金银上的富庶,和欧洲的手工业,关系真的不大。因为,哪怕是原本的历史上,直到1857年,仍旧闹出来了巨大的欧洲白银流向亚洲的魔幻场景。

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欧洲此时这么富庶,一定是手工业很发达,甚至工业发达,所以世界的财富都去了欧洲。问题在于,欧洲此时在世界贸易中明明是逆差啊,不管是对大顺还是对印度,都是逆差啊。

很多人错误的以为,欧洲的富庶,源于贸易顺差。这纯粹是把19世纪晚期,刻舟求剑到了18世纪。

并不是这样的。

纯粹就是之前挖的金子银子太多了。

金子银子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变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创造的财富,是国富论里意义上的商品,而不是重商主义概念里的财富。

的确,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不是欧洲此时金银这么多的原因——意大利的毛呢工场,只能生产羊绒,不能生产黄金白银。

包括说,欧洲农业革命,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解释不了欧洲白银那么多的问题。

农业革命也没听说能种银子啊。

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富庶,和大顺的手工业品能冲击欧洲,并不矛盾。

富庶是富庶。

手工业发达是手工业发达。

富庶的原因,是因为全世界,包括大顺和印度,都是用金银。尤其是大顺承接大明的货币改革,完全把发钞权让给了对外贸易,欧洲的白银才能大量地、廉价地买到这边的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欧洲的金银真的多,多到历史上让大明完成了货币改革、让印度后来也完成了银本位改革。

富庶不代表一些手工业就发达。

也有可能,三分是手工业农业进步、七分是钱多。

所以,欧洲的海量存银,以及极为不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便成为了大顺这边这一套国际秩序或者贸易体系的基础。

仅就棉纺织业而言,可以把大顺、印度、欧洲看成一个不太稳固的三角形。任何一边出了问题,都会引发整个三角的不稳固。

原材料、工业加工、市场,这里面是有很多蛋疼的因素的。

有人说,手工布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机织布。

这句话,看怎么看,宏观上对、具体到一个几十年的周期内未必就对。

而且,这种思维,很容易陷入到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当中。

也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

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是和说德国的革与反革里说某某背叛的人民之类,是一样的、无意义的、正确的屁话。

这种经济决定论,是错误且危险的。

放在18世纪,如果以这种机械唯物的、幼稚的、错误的、甚至是将老马的学问彻底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来看待18世纪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极为错误的观点、甚至一步滑向帝国主义甚至是最奇葩的辉格史观的变种——历史上欧洲的殖民侵略,是文明战胜了野蛮,是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

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晕乎乎的自以为是,认为1750年欧洲的生产力、纺织业,已经完全超越的亚洲。于是带着这种庸俗的机械唯物的经济决定论的脑子,反推出诸多奇葩的结论。

事实上,并非如此,也绝非如此简单且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所以才导致了大顺在印度引发的诸多问题。

这种庸俗化的经济经决定,在后世,就是伊里奇的《怎么办》,狂喷那些经济决定论的拥趸。

而在此时,作为逆练的结果,就是大顺为什么一定要先把这个奇葩的、畸形的、缺了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所谓世界市场建立起来,才能解决大顺内部问题的解释。

历史上,从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到珍妮机、再到水力纺纱机、再到骡机以及轧棉机,这是一个六七十年的漫长路程。

而直到轧棉机和骡机的出现,才算是让欧洲的棉纺织水平有和亚洲竞争的实力。

用后世的话讲,这算是一种后发优势。

从零开始,从事传统棉纺织业的人少,阻力小。

而且有着军舰、刺刀和大炮,打赢了几次海上的商业霸权战争,靠着殖民地市场,把从零开始的棉纺织业养大。

等到羊毛纺织业体系内的贵族、地主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

在这里,就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大西洋、印度洋的阻隔。那么,珍妮机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存活。

在大顺,珍妮机存活的可能性,为零。

因为这玩意儿纺出来的纱线,牢度很差,只能做纬线无法做经线,需要用亚麻或者呢绒混纺增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钰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钰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钰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钰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纪的世界巅峰,很难往上升了。

故而说,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上逆流——这,几乎是后来东亚必走的路,包括说宝岛的土改,分到地的佃农把土地卖还给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监狱的。

而且,还要有极为强大的、在这个时代要吓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组织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压住转型的剧痛、小农经济瓦解的痛苦。

显然,大顺压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选择对外扩张,走先发后发的模式。先发地区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老马说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

而绝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这个萌芽、那个萌芽的。把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要萌芽了,经济因素自动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不是这样的。

说句难听点的,单单刘钰的一小点改革,从贸易中心转移、到盐业改革圈地种棉、再到废漕运,这点相对于大顺而言根本不算伤筋动骨的改革——如果真到那种伤筋动骨到洪天王李闯王遍地的地步,也压根改不成——仅仅这个还远不到伤筋动骨的改革,就死了多少人?镇压了多少起义?布置了多少后手?

商业霸权,说到底还是造舰、刺刀、战列舰、大炮取得的。

而大顺在印度的统治,也不是靠简单的“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进步战胜落后”这些东西。

说白了,大顺打印度的时候,仅就棉纺织业来说,比英国强,但和印度那纯粹是半斤八两。

所以这不是个简单的、抽象的、滑稽的、毫无内容的经济决定的问题。

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残酷的、清晰的、明确的、依靠刺刀大炮的、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摧毁印度本土手工业生产能力和旧经济体系的活动。

目标非常明确:

摧毁印度的棉布出口业。

饿死印度八成的织布工匠,或逼迫他们去种植园摘棉花、或者去纺纱。

通过修铁路和运河,深入内地,瓦解印度的旧经济体系。

依靠孟加拉和南洋的稻米,人为制造印度西北部适宜棉花种植业地区的产业单一化:种棉花、换大米。

通过对稻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完成对单一经济种植园模式的商业资本的劫夺制建立,强行把印度拉入到大顺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使得原本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印度,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整体。

简单来说,就是“产业降级”。

通过人为手段,摧毁其生产力,达到产业降级的结果。从一个“棉布故乡”,混成一个“只能种棉花纺纱、却要进口棉布”的地方。

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能稳住了。

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顺花了三十年时间,对印度完成了一次“产业降级”之后,准备再来一次。

之前三十年,是从“棉布的全产业链”,降级到“原棉和棉纱”。

而现在,大顺要更进一步。让印度再度产业降级。

从“原棉和棉纱”,降到“只有原棉”。

应该说,这一次产业降级,总算能借用经济决定论的那一套,至少在棉产业上,算是先进战胜落后了经济自发演化决定了。因为这可以说是先进的蒸汽机带动走锭精纺机,战胜了印度的落后手工搓棉。

也算是,补足了大顺这些年顺着当初刘钰鼓吹的自然秩序那一套衍生出的新礼新秩序的最大漏洞。

最开始,刘钰在欧洲忽悠自然秩序、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的时候,大顺是可以打这个“自由贸易”的伪装的。

一方面,是大顺的手工业生产能力,确实远胜当时的欧洲。

另一方面,大顺这边的白银汇率等问题,也确实可以为刘钰的忽悠做隐藏。

虽然说,欧洲那边不是没有明白人,早早看出来了这里面的东西,但奈何他们发声的声音很快被大顺这边淹没了。

加上欧洲各国普遍的反现状、反现实的心态:即各国存在严重的重商主义个管控贸易背景下的物极必反,是以刘钰的这一套东西,被李欗继承扭曲成为“新礼法、新秩序、新天下”后,可谓是大行其道。

但在这一套扭曲的理论中,有一朵乌云,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

那就是印度问题。

印度的棉布,是因为大顺的棉布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或者说大顺的先进战胜了印度的落后吗?

并不是。

印度棉布业的毁灭,源于大顺的海军和严酷的管控贸易、以及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关税控制,使得你印度就算有布,但你卖的出去吗?

去波斯,严查;去西非,严查;去南洋,禁止;去欧洲,严查。

至少,大顺的棉纺织业,在纯粹的经济角度上,并未达成所谓的先进战胜落后的结果。

相反,是大顺的刺刀、大炮、军舰和屠杀,战胜了印度的棉纺织业。

所以,一边大顺在欧洲喊着新秩序、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一边在印度搞关税毁灭、行政限制。

这,总归是会让欧洲一些人琢磨琢磨:他妈的,刘钰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他们做的,和他们说的,就像是黑衣主教和白衣骑士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现在,对印度的第二次产业降级,总算是可以补足这个漏洞的。

至少,明面上,大顺是通过“自然秩序”,完成了产业升级。“先进”打败了“落后”,蒸汽机和走锭精纺机,击败了印度的传统纺车。

这听起来,就好听多了、也顺耳多了。

反正,至少比对印度的第一次产业降级的那一套,更有迷惑性了。

毕竟,印度的第一次产业降级,从棉布降到棉纱,纯是大顺靠军舰刺刀屠杀饥荒禁止出口等解决的,这个大顺自己念《自然秩序经》和《先进经》的时候都有着实太好圆。

(本章完)

第1495章 终章 九三年(十三)

历史上,工业革命给了英国一个错觉:很多人以为纯粹是靠先进的机械生产,在印度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靠先进的机械的生产能力,和纯粹靠先进的机械的生产能力,这是两回事。

关键就在“纯粹”二字。

而这种错觉,又因为对美洲、非洲等地的殖民,而被大为扩大。

尤其是美洲的一些殖民地,他们并没有成百上千年的手工业积累,比如哥斯达黎加那样的,只能选择贸易从英国进口棉布。

然而,英国人或许是忘了、或许是故意忽略、亦或者是刻意避开了。印度的广阔市场,是靠刺刀、大炮、饥荒、商业劫夺、重税、以及对印度文明成果即过去的生产力的毁灭,而达成的。

重商主义下的新大陆殖民地,本身就是作为市场存在的。内部也并未自发产生强势的手工业,和区域间广泛的手工业经济。

可以说,新大陆的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棉布生产能力。

而在亚洲,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问题,如果大顺按照历史的惯性和路径继续走下去,或许也会在几十年内产生一种激进的迷茫。

只是,伴随着大顺这边真正走到了欧洲去卖货,很多问题,大顺这边自己就想通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大顺或许不了解全面的印度。比如宗教、种姓这些问题。

但却了解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手工业发达和商品冲击带来的种种问题。

因为大顺这边一直以来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因为自身存在这个问题,于是就相当了解这个问题。

也正因为了解,所以大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进行对印度已有生产力的摧毁、亦即摧毁文明的成果。

但反过来,摧毁的过程中出现的惨状、起义、反抗,又加深了大顺这边的恐惧不安,尤其是现在这个骑虎难下的局面,到底该怎么解决。

苏拉特港口内,装载着刘钰棺椁的船上,随船去迎尸骨的朝廷官员,听完了印度这边驻扎官员的描绘,一个个愁容满面。

既是去迎接刘钰尸骨,顺带还要考察欧洲局势、以及去巴黎为重农学派站台,这些人自然都是新学一派。

这些年伴随着大顺的发展,新学一派从当初暗里生长的状态,逐渐成为了大顺的一支主流的政治力量。而大顺的对外扩张、殖民、工业发展,也让新学一派的经济实力大增,实实在在地压住了传统的科举派,已有不少人放弃传统科举路线,改学实学。

如果说,二三十年前,大顺面临的是往回退还是继续往前走的问题。

那时候,反动的力量,还有一点往回退的可能。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而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往前走,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实学派内部,这些年已经争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当然,这里的争,不是那种革命的争,而是仍旧是在改革的范畴内争论。

争论的焦点,其实,倒也和法国的重农学派的一些观点有点类似。

如今在苏拉特,目睹了欧洲正在激变、印度也燃起烽火的这群人,此时正在争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虽然在刘钰的棺材旁,也即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在他的棺材的周围正在因为苏拉特的混乱而争论的这些人,却句句引用刘钰的话来证明自己说的正确。

关于大顺将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争论了,但这一次因为在欧洲之行和印度混乱的加成,这一次的争论火药味不免更浓了一些。

“昔日兴国公说过成本、利润的问题,按照这么说,内地地区根本就不该建纺织厂。所有的纺织厂都已经建在沿海地区。”

“我们现在阔有印度爪哇,如今这世上三分之二的棉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在内地根本用不着种棉花,也根本不应该鼓励百姓种棉花。只要海军尚在,就不可能缺棉,即便说有朝一日印度真的分离出去,他们的棉花总要往外卖的。”

“既如此,海运成本优势、长江河运优势、海运的粮食优势……种种这些,算起来,无论如何,内地也争不过沿海地区。”

“那么,在内地建纺织厂,这不是毫无意义吗?难道内地的粮食能比沿海的南洋米东北高粱还便宜?即便说不考虑粮食问题,内地自己种棉难道争得过印度和爪哇?”

“再算上运输煤燃料的运费、算上粮食价格的人力成本……内地建纺织厂纯粹是小丈夫之念。”

“如今麻烦事更多。这印度棉纱进入内地,若江汉、河北各地,均有州县兴起女织,以至于副业压倒主业。”

“若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自是简单;而若是原有的画痕,不免还要擦除画痕。”

“即便说,今日建了,将来一旦放开了钞关,那也不过是破产的命运。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此为其一。”

“其二者,如今走锭纱机的纱线,韧度既够,机织布亦可与过去手工布相媲美了。价格又低,质量亦佳……如此时候,这棉纱在内地卖的越多,将来若转为机织布便越难受。”

“你们也都亲眼目睹了,自下南洋以来,印度织布者的惨状。无非是过去我们靠军舰刺刀和关税,逼死了这些织布者;将来是机织布自发地逼死内地的织布者。”

“虽有不同,可都是死。”

“是以说,长痛不如短痛。不若就一步到位,直接放开内地的市场。趁着朝廷现在尚有余力,长痛莫若短痛,直接逼死内地的手工业者!”

“昔日兴国公是怎么逼死那些煮盐的,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显然是个如今大顺内部的激进派,论思路倒是和重农学派并无二致。支持放开内部钞关、支持取消长江等地航运的检查、支持先发地区的工业资本直接轰入内地。

他说的,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和大顺现在的局面有极大的关系:大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内部种棉,围绕着江汉平原、鲁西平原等种棉而就近建纺织厂的可能。

既没这个必要——大顺一来没被封锁、二来根本不缺海外棉花、三来原材料产地都在自己体系之内、四来内地的粮食安全一直是个大问题。

也没有这个经济学上的可能——海运成本在这摆着,粮食价格稳定性在这摆着,原材料产地距离在这摆着,技术积累在这摆着,资本富集程度在这摆着,内地地区毫无竞争力。

既如此,如他所言,内地搞什么纺织工业化啊?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这里看似是在说纺织,实则不只是纺织,而是绝大多数轻工业。

比如说云贵的铜、铅、锌等,那肯定不能跑到别处,所以这也就不存在先发后发的竞争;再比如煤矿铁矿等,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而轻工则不同。

棉花、靛草、拉杰沙希的生丝、南洋粮食、油料、盐碱等等这些,海运优势就是巨大。

而且本身大顺因为现在自己就是帝国主义,故而完全不需要内部地区为了发展工业还要挤出来耕地来种经济作物。

这些原材料,基本都来自于海外。既是来自于海外,那么成本优势就在这摆着,这是改变不了的。

而且,此人的话里,还有个“以史为鉴”的意思。他很清楚印度织布业被摧毁后的混乱和绝望,也在欧洲目睹了在美洲棉纺织新技术应用的快速。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靠着机纺纱,显然大顺的手工棉布业可能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而将来,这些手工业肯定是要被摧毁的,若是从不发达或者压根没有,若此时美洲,那么将来直接上机器那也还好;可既是有,而且可能愈发的发达,那么就该长痛不如短痛,压根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不然印度织布工经历的痛苦,这些人还要重新经历一遍大规模的失业。

既是从锡兰算起,大顺已经在南亚经营许久,自是日后“以史为鉴”的时候,可以加上南亚这些年的史。

听起来,他说的是没错的。

内地,实质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和沿海先发地区竞争的机会。尤其是轻工业,尤其是现在原材料多在海外、且海运成本最低的背景下,这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并不是不存在。而且,反对的声音显然也是实学派的,绝不是那种读圣贤书的老一套,甚至嘴里说的也是刘钰的一些道理。

于是就在刘钰的棺材前,反驳者亦拿出了刘钰之前说过的话反驳道:“此言差矣。兴国公昔日做过个比喻,说人吃饭之后要拉屎,拉屎之后还要再吃饭,那么是不是饭就不必吃了?”

“你既拿兴国公昔日毁灭盐户为例子,那我这边也有例子。昔日兴国公治黄河,掘河道,那时候印度刚下,舰队彻底锁死了印度的棉布出口。正该是松苏棉布大发展的时候,然而兴国公可仍旧选择强制分出了份额,拿到了鲁西,由鲁西吃下这部分份额,熬过了挖掘河道那段时间。”

“如你所言,兴国公也是在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鲁西的棉纺织业,早晚要被靠印度棉、走锭机、机械布的松苏吃掉,所以当初压根就不应该把份额分给鲁西?竟是兴国公在阻碍进步,在影响松苏的棉纺织业发展?”

“如今江汉等地,纺织业正在兴起,全靠着朝廷钞关、子口,护着当地刚起步的产业——兴国公曰:萌芽。”

“若是钞关一开、子口一撤。以松苏之资本充足、原料充足、又控制原棉之形式。这些萌芽,皆要死于非命。”

“本朝不比法国、神罗等地。是以,工业继续发展,钞关子口必不可少,当以‘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各省各府皆有中心’之模式。”

“若法国当有巴黎、则湖北当有汉口、四川当有成都……而不是全被依靠着海外原材料、海运成本、资本充足优势的先发省份彻底冲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因着有钞关子口,是以印度爪哇的棉、纱等,共一石。先发省份足以吃下十斗变为棉布,但因着内部钞关子口的存在,棉布重税,故而十斗只能吃四斗,剩下六斗方能流入内地。这些年江汉纺织大有起色,便是靠着这六斗的原棉纱线。若是彻底放开,这十斗棉,一斗也进不了内地,只在松苏便皆成棉布。”

“除非有朝一日,朝廷海上大败,印度棉十成却有七八成流向欧洲,没了棉花,江汉或能重新种棉,而汉口近棉产地而重获优势。否则,一旦放开钞关、子口,最多两年,如今江汉的纺织业,必要无棉可用,其惨状必不下达卡!”

之前支持彻底打开内部市场的那人,冷哼道:“向前走,从来都是不无代价的!昔日百万漕工,扬州繁华,难道就因此便不废运河、不治黄河了?兴国公难道不知废漕之后,扬州千年风华必将毁在他手里?可他不还是眼都不眨一下就废了漕运兴起海运?扬州惨得,江汉惨不得?”

反驳之人亦怒道:“运河之事,前前后后折腾了多久?从海运中心北移开始算起,断断续续五十年时间,起事不断、镇压不停。北临清、南扬州,皆为邱墟。”

“扬州左近,七万盐工被镇;五岭西江,不下十万被杀;运河上下,不下七八十万被逼走,或在辽地为长工、或走南洋砍甘蔗,期间死亡不下三十万。这不过百万漕工。”

“而内地以副业为生者,何止百万?现如今,不只是棉花被朝廷在印度爪哇压着价,生丝、稻米、黄麻、木料、漆汁、油料等等,海外皆产。棉布之外,各行各业,皆被冲击,这何止是百万漕工?”

“我不是反对产业发展,伱亦知道。我只是觉得,天下事,当要仔细考量。当以星罗棋布、遍地开花之布局……”

刘钰出走后三十年,大顺这边,终于走到了这个历史进程:有人终究还是把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的问题,自己提了出来:一个是对大工业集中在优势地区的的思考;一个是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从业者的存亡。

在法国拿三时代,表现在甜菜疙瘩上;在大顺这,表现在一些正在努力萌芽和向前爬的内地的萌芽工业上。

法国不大,以至于甜菜疙瘩是个问题;大顺足够大,并且拿到了海外殖民地和原材料产地,冲死内地的经济作物那根本不是大问题,而分散在各地的萌芽工业才是大问题。

甜菜疙瘩和这个,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表现的不同而已。这是历史走到这一步,刘钰已经早躺在棺材里后,大顺这边的内部改革派,自己思索出的同质性问题。

走到这一步了,无论是新兴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亦或者站在传统的江山社稷万民百姓的传统道德角度,都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有个答案。

但偏偏,这个答案,是没法由大顺王朝来答写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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