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赵国的法律机构，得名于曾经担任过“理官”的嬴姓祖先皋陶，他是赵国在维持礼制的同时，大力提倡“法治”的传统依据。担任大理的是郑国人邓析，又被称为“大理寺卿”，他每天过手的案子数以十计，其下属的各片区理官更是要负责数不清的诉讼小案，计然又不负责法律，岂能知道赵侯说的是哪一件案子？

却听赵无恤说道：“计相应当记得，因为天灾人祸，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效仿夏禹和周公旦，除了官方宴飨外，严禁国内酿酒、卖酒……”

中国的酒传说源远流长，有说是黄帝时期的杜康所酿造，此说太过久远无从考证。到了夏代，相传大禹之时，有匠人仪狄造酒，作为贡品献上，夏禹品尝后感觉此物滋味十分美妙，便当成水一般一口接着一口地喝，不知不觉喝醉了。等他清醒后却勃然变色，让人将所有的酒都扔掉，并预言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果不其然，后世夏桀、商纣的亡国灭邦都与酒精有脱不开的关系。或许是太过迷醉昏聩，或许是长期浸泡在青铜酒器里的绿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属，让他们的身体垮掉，精神也陷入了癫狂。

总之酒这东西，少饮能让人愉快，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便万难填充，古人开始意识到，对这种东西，必须加以遏止。

于是殷周革命之际，周公旦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社会风气，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

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进入春秋之后，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酒醉误事外，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节约粮食。

先秦时期，中国果酒不太发达，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于是去年，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并让邓析出台法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钱三百”！

赵国在还没建立前，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禁酒时代”。

对此，赵无恤一开始是自我感觉不错的，不单因为同时代的晏婴等人多次站出来提倡饮酒要节制，最好是禁止酒类酿造贩卖，更因为历史上的赵襄子，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

无恤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小寓言，说是赵襄子在战胜知伯后志得意满，彻夜饮酒狂欢，五天五夜没有停止，还恬不知耻地对侍从炫耀说：“孤真是非同常人啊！喝了五天五夜的酒，却一点醉的感觉都没有！”最后还是近侍优莫说他：“主君再努力一吧，就能赶上饮酒七日七夜不止的商纣了。”这才把赵襄子吓醒。

如今赵无恤在民间禁酒，官方也减少对酒的需求，一方面能节约粮食用于战争，另一方面也能与历史上的“他”有所不同，是一种自我肯定。

然而在实行快一年后，赵无恤赫然发现，这条禁令根本就没什么卵用……

虽然街市上的酒肆是消失了，但只要微服到市场周围看看，便能发现，光是邺城周边的乡邑、里聚，就有数百个私人酿酒坊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都是藏在家里的小坊，所酿之酒不多，但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

想到这里，赵无恤便无奈地对计然说道：“从禁酒令下达以来，市场上的酒就从来没断绝过，就在年前，邺城令派人去周围乡里中暗访，便顺藤摸瓜找到了几个大酒坊，都是周边豪长资助的，甚至还有官吏牵连其中，而私下饮酒者也层出不穷。”多的不说，不少在战争期间立下军功的将士就曾在禁酒期间于邺城家中大醉，外出嬉闹，被执金吾抓了。

“虽然大理寺已经审理此案，没收酿酒器具，对群饮者罚钱，并将知法犯法，勾结私酒坊的官吏一律废黜不再任用。但都城脚下如此，郡县上更不必说。”

计然认可地点了点头，如今这项禁令已经完全流于形势了，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节约粮食”，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禁酒之后，因为贩卖私酒的利润很高，地方豪长、富商争相酿酒，粮食非但没有节省，反而耗费得更多，甚至催生了郡县上的有组织犯罪。其中以东阳、河内等富庶地区更甚，寄托于边关几而不征，鲁卫那边也有私酒流入

在吃了这次亏后，无恤也明白过来，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汉文帝、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向现实让步。

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只要家境不太困难，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里外饥民活命的口粮，饮用者并不在意。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于祸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故而寡人觉得，既然酒难以禁止，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

计然是财政经济上的行家里手，立刻会意，笑道：“君上莫非是要在赵国实行半禁半驰，民间禁止酿造，只由官府实行酒类专卖？”

……

赵侯无恤元年一月，为了顺应举国同庆的气氛，赵无恤通过大理寺宣布：解除去年颁布的禁酒令！

一时间，民间各处富户、中人之家交相举杯庆贺，大夫和官僚、军吏们也在对这项举措拍手叫好之余，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里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准备开怀痛饮。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这条政令还有后半截：“即日起，赵国实行酒榷！”民间禁饮法令解除，但禁酿之令仍在，私自酿酒的罪责更是加了一等，而官府将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对此，左史丘明的记载尤为精到：“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也就是说，名义上禁酿，其实又只许官府经营，目的是在从中抽税，而不是禁酒本身了。

上头严令之下，地方上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雷厉风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处私酿，或收编或捣毁。一时间邺城及各郡县周围的大酿造坊都清扫一空，随之而来的，是酒肆重新开张，但摆上案几的，都是打上了官府专卖标示的新酒。

对此，参与了私酒酿造贩卖，现在又被抄家的贵族、豪长、官吏，投机商人们自然叫苦不堪，可酒水的消费者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虽然官府专卖的酒比起私酿贵了一些，可胜在质量，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制法的烈酒、清酒，更能卖出天价。

这些酒榷收入对于入不敷出的赵国财政而言，犹如一剂强心针。酒榷政策实行后，仅仅是通过酿酒销售，太府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官府的作坊每生产一千钟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万钱的盈利，其收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匮乏。

二三月份时，在“寓禁于征”里尝到了甜头的赵国太府，又连续出台了几项专卖政策。

首先是重申了赵国币制，以黄金和五铢钱为唯二指定流通货币，废弃刀币、布币等币种，严禁郡县和民间铸钱。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稳定了市场和流通。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不但是赵国九郡，连鲁、卫也被剥夺了铸币的权力，转由太府下辖的“邺城三官”（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赵无恤这是狠下心来要狠狠吃一笔铸币税了！

与之同时进行的，便是更加霸道的改革：盐铁专营。

“盐专营”，即赵国官府明确规定不论是太原的大卤泽、河东的安邑池，乃至于各地煮出来的土盐，统统属于国有，贩卖私盐乃是死罪！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交付郡县的均输官、平准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其实食盐由国家专营，并非是秦汉才有的东西，而是管仲的创举。

按照管仲“官山海”的理论，计然给赵无恤算了笔账：“一个具有千乘兵车的大国，100万的总人口，每人每月征收3钱，一个月也就3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1钱，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300万钱，已等于每月3钱高额丁税带来的收入，就算打个折换算成粮食，也是一笔了不得的数量了……”

“铁专营”与此类似，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官府垄断了境内大大小小的铁矿，从开采、运输、铸造、售卖都排斥私人商贩参与。使得这种赵国利器不会轻易流往境外，又能保证市场的垄断，让铁价维持在和青铜差不多的价格。

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但”盐铁专营“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

这些都是赵无恤和计然一起合计的，计然的经济思想虽然重农，却不排斥其他产业，他曾向赵无恤明确指出“富国非一道，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在计然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来路，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富国强兵的源泉，如今在农业上暂时玩不出花的时候，赵国便从工商上找到了出路，达到了不加农税口税而府库钱粮增加的目标。

虽然以赵无恤对历史上“官营”，以及后世国企的一贯尿性了解，他自然也知道，在市场垄断和监督难以落实到基层的情况下，这三种专营不可避免会产生种种弊端。可如今府库枯竭近在眼前，就算是饮鸩止渴，他也只能执行下去，弊端之类的，只能期待在实践的过程中慢慢细化规范，加以更改了。

有了这盐、铁、酒专营三管齐下的收入，计然今年的”量入为出“终于能顺利地做下去了，但虽然开了源，在支出上，依然得好好合计一番，咎待解决的，就是对赵国建立过程里，有功将士臣僚的封赏了……在这方面，计然就插不上话了。

好在早在建国之前，赵无恤已经和董安于、邮无正两位商量好了举措。

二三月份，在有功将士的期盼下，与当世制度大为不同的赵国《军爵律》开始颁布实行……

PS：12点前还有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