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可以收回佃地、改稻为桑。

但儒家的思想，是不理性的，而是人道主义的。

理性，是血腥的，且血淋淋的。

这么搞，就是在逼着上亿的佃农家破人亡。

刘钰举英国农业雇工的例子，其实也是为了和这些人一直说的“国内根本没有市场”，不是一句虚言。

国内没有市场。

想赚钱，只能往外打。

国内的百姓是真的达不到在农场做工一年收入100两的程度。

没钱，衣食尚且无法满足，怎么可能去消费呢？

也是为了让这些新兴阶层觉醒阶级意识，大顺的对外扩张，不能依靠士绅，只能依靠现在可能要出现的、扭曲的、勋贵和商人联合的财阀集团。

只有他们，对外扩张才是有利的。

按照刘钰举的数字，某种程度上讲，马戛尔尼说的“在中国农民脸上，绝难见到英国农民那样的啤酒肚和红扑扑的脸庞”这句话，实在正确的不得了。

但是。

这里面不只是马戛尔尼用的春秋笔法。

实则，拿出来详实数据的刘钰，也玩弄的春秋笔法。

因为，在英国、在法国，和在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并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很多人带入的是中国农民的地位，去想象欧洲农民一定过得比工人惨，所以农民就是英国收入最低的阶层了。

在场的这些商人，听到“农业雇工”这几个字，想到的就是他们熟悉的大顺佃农。

然而，这就是一种谬误。

事实上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很多英国工人的梦想，都是做工赚钱，然后去当农民。

而此时英国一名教师的工资，一年其实只有大约15英镑，大约是成手的农场雇工的一半。

英国的农业有其特殊性，英国的贵族和地主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的联系性，使得英国的土地收益很高。

加上圈地运动，土地税高且济贫税反补贴给农业雇工导致自耕农破产等因素，使得英国大农场的人均劳动面积远高于大顺。

甚至应该说，是高几十倍。

平均来看，10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大约6000亩土地，平均用的雇工人数是38.5人，折合每人要劳作150亩。

英国实际上是三圃制，三分之一春耕、三分之一秋耕、三分之一休耕。

加之，英国这边的羊毛出口，使得放羊实际上比种粮食赚钱。

这就使得平均每个农业雇工的劳动量，基本上达到了小农的极限——100亩。

也就是说，如果大顺平均每个劳动力，有100亩土地，那么恰好就是自耕农的极限。

如果大顺平均每个劳动力，也有100亩耕地，那么日子过得自然不会差。

然而，现在……10亿亩土地，两三亿人。

实际上按照汉唐时候的生产效率，恢复曲辕犁、牛耕、耧车、水车等，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只需要一千万劳动力，也就是大约6000万家庭人就够了。

如果以理性的思维来看，剩下的两亿人都是“多余人”。

中国如果复刻英国的制度，那这2亿的“多余人”，只能全部杀光。

华夏几千年的道德，以及现在的现实，不允许这么“理性”。

这些“绝对理性”上的“多余人”，也得活着啊。

在这些人也得活着、大顺又不可能土改的情况下，这就是在逼着新兴的工商业集团，对外扩张。

实际上，刘钰在引诱。

因为他举得这个例子，也不是真正的平均情况。

而是拿特殊地区的最高水平，来说这是平均情况。

实质上英国的平均情况，比这个要低。

这家人属于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而大部分农业雇工的家庭年收入，其实在30英镑左右，大约100两白银。

不过，即便这样，英国的农业雇工的收入，比大顺的中等农民年收入要高。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英国的农业雇工需要自己用工资买饭，英国的面包价格大约是1.5便士一斤，相当于3两银子买160斤面包；而在大顺，3两银子能买360斤大米。

因为美洲白银的开发，使得欧洲经历了价格革命，整体物价大约是大顺的2倍到3倍之间——一中世纪夸特小麦，8蒲式耳，大约400斤，售价是50先令，8两白银；而大顺的小麦价格，以白银计算，恰好是英国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很快英国的粮价就会暴涨，暴涨到一中世纪夸特小麦最高到120先令，也就是18两银子的程度。这也就是英国后来谷物法定在一夸特4英镑不准进口、防止降价的根源，利益相关，因为工商业的势力顶不过贵族地主。这个夸特是中世纪的400斤大夸特，不是后世那种25斤的小夸特。

只是，不能说【英国的100两，不如大顺的20两】。

平均家庭年收入100两白银的、真正的、不是被刘钰春秋笔法挑选出来的农业雇工的生活水平，或许真未必如年收入20两白银的中等农民家庭。

《红楼梦》里有一段，刘姥姥说【五分一斤，十斤五钱……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

也就基本上这样的庄户人了，毕竟农业雇工没有土地，吃喝用度都得自己买。

但虽然生活水平，100两的英国雇工和大顺中农差不多，可实际上对工商业来说差距就大了。

雇工要买吃的、买衣服、买鞋、买这买那。

大顺的中等农民，吃的自己种，穿的自己纺。

况且，如刘姥姥那样的、亲家父辈当过京官的“庄稼人”，是多少呢？

故而，对大顺的工商业而言，英国最底层的农业雇工，依旧是“活人”。

而大顺中等农户以下的百姓，只能算是工商业眼中的“牲口都不如”，连被统计成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最多过年买条红头绳。

牲口最起码还能剪毛卖钱呢，如今一斤上好的西班牙长绒羊毛，还要6钱银子呢。

一头失踪多年被抓到的羊，剃下来了54斤的毛，30两银子呢，够在灾年买三五个大闺女了，真就人不如畜。

英国的600万人口的消费能力，如果大顺的那些中层农户、贫农、佃农也算是“人”的话，及得上大顺6000万人。

就像两淮地区一样，年收入达到英国底层农业雇工水平的，一个千把人的村子能有三户不？

在这种情况下，不说别的什么工业品，就说茶叶。

大顺的二三亿人，市场已经饱和了。

想要内部市场扩大，只有土改一条路，让百姓有钱消费。

而不是把六成的租子给地主，因为地主也只有一张嘴，他能收一千人的租子，但却不可能一年喝一千斤茶叶、穿一千匹布。

土改的目的，是纯粹的理性。

土地收益降低，才能使资本流向工商业。

百姓有了土地，才有消费能力，才有内部市场的扩大，反过来促进工商业发展。

不走这条路，不说别的，大顺连10%利息的国债，都在国内借不到。

而这条路，又是默认不可能走的。当年李自成走了一半，就走到九宫山了，大顺李家自己不想死的话，自然不敢动。

既然默认这条路不能走。

那么，自然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这一条路了。

所以刘钰用一个特殊的英国农业雇工的例子，来当做平均数，以此来引诱新兴集团的对外扩张欲望。

因为，按照这个数据，如果打开欧洲市场、打开英国关税，单单是茶叶贸易，就能扩大十倍不止。

刘钰要引诱他们自己做出推理：造舰，是为了利润；扩军，是为了利润；开战，是为了利润。

士绅可以反对开战，因为他们确实没好处。

但新兴阶级必须明白，只有对外扩张，才能得利。

同样，谁支持开战，谁出钱，简单的道理。

大顺对外扩张，不可能用户政府的太仓银，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用不起，也按理不该用。

要不然，就得在国内夺权、土改、消灭地主。进行一整套的改造，打烂一个旧世界，再愣生生按照资本的诉求，创造一个有内部市场的新世界。

哪个难度更大呢？

不言而喻。

对外扩张，简单多了。

持续多年一亿两白银投入海军，足够控制欧洲的东方贸易品垄断，打开欧洲市场。

而一亿两白银想要彻底改造这个国家，消灭地主、分配土地，可能也就宋江方腊王庆田虎那样的动静吧。

现在这个事实就摆在眼前，刘钰面上说的是茶叶定价问题，实则说的是“去吧，去西方，那里是流着奶油和蜜的土地，那里有你们最想要的东西——白银！”

此时只是对这些商人集团进行觉醒教育，而这种觉醒教育持续下去，必然会产生一个非常可笑的结果。

一直高喊着自由贸易的大顺海商集团，会因为英国真的取消了茶叶高关税，而选择对英开战，理由是自由贸易。

到时候就会演变成一个笑话。

为什么对英开战？

因为英国高关税保护，没有自由贸易。

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呢？

因为英国真的要取消高茶叶关税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英国的市场太诱人了。

诱人到刘钰说英国雇工的生活，已经让许多人想着干掉英国东印度公司了。

伴随着刘钰讲完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大顺西洋贸易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至少在董事会、大股东层面，已经迅速激化，不可调和了。

徐亨问的问题，只是单纯的商业定价问题。

但当这个问题被刘钰用这种方式阐述之后，这就不再是个单纯的商业定价的问题了。

看着幕板上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这个原本单纯的商业定价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我们怎么才能卖更多的茶叶”这个问题。

是“我们”。

不是大顺。

谁代表大顺？

对大顺的茶农、坐商、行商来说，英国取消茶税，是值得放炮庆祝的好事。

而对大顺已经逐渐崛起的海商财阀集团来说，英国取消茶税的第一天，公司的股价就会暴跌。

如果大顺是议会制，伴随着英国取消茶税，会看到茶农坐商行商搓茶的工业资本的代表反对开战；而海商集团则鼓动开战，并且肯定会炮制出类似于“张二麻子耳朵”的事件，煽动舆论，鼓动情绪。

当然，这是双向的。

一旦要是大顺的生产力水平不如英国，立刻就会出现逆转：

大顺的茶农、坐商、工业资本，会要求大顺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海商集团，则高呼自由贸易会促进竞争，放开关税，加大进口。

此时这种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在刘钰略微夸大地说完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之后，会堂里所有人都已经没有兴趣去谈论该“涨价”还是该“跌价”了。

而是都在讨论，怎么扩大对英国的出口。

既然英国这么有钱，怎么才能让他们多买我们的东西呢？

这就不是一个茶叶该怎么定价的问题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