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让皇帝心生犹豫的奏折，这些天一直在皇帝的手边，皇帝也做了一些批复。

“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想的还是太少。”

“你既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朕早就叫你思考，何以为体？何以为用？”

“体者、道也；用者、术也。至于兵战之事，亦是如此。为将者用术、为帅者用道……”

洋洋洒洒的一大堆批复，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

你个小孩子还是想的太少，格局眼界也就是个将军或者一方督抚节度的格局。虽然你的战争之“术”学的很明白，可是战争之“道”却是还没到火候，以后不要只看西洋学问，多学学孙吴、纵横等学问。

像你说的这么打，一个一个的啃下罗刹的城堡，这得用多少时间？九月就要下雪了，到九月能啃下来几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朕拿什么去挖之字壕？让将士拿牙啃？

这边的战事不快点结束，罗刹人难道不会和准噶尔接洽吗？准噶尔一旦在西北配合，国朝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到时候又怎么办？

战争在开始打之前，就要先想到怎么结束。

如果只是个将军的格局眼界，你说的很对，既体恤士兵，又能以正兵破敌。但放在一国之君眼里，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用的废话，朕必须要在明年结束对罗刹的战争，更主要是要让蒙古看到大顺已雷霆之力快速击败了罗刹国，所以你那办法不能用。

至于你说的什么等到日后再打，更是无稽之谈。就以前明为例，不要说叫门的英宗，就是建文帝，那是朱元璋所期盼的吗？谁能预料身后的事？谁又能保证日后辽东人口滋生的时候一定是个明君在位？

把刘钰“批判”了一番后，又在批复的最后写道：“待你归来，入上舍而选龙禁，常在朕身前，朕当常开导开导你才是。”

看上去批判的话挺多的，实际上李淦对于刘钰还是很满意的。

整体的语气，也更像是一个对后辈有所期待的大人对小孩说的话。

奏折上，潜入罗刹城堡、侦查发现有日本人和船、猜测探险家要去测绘黑龙江下游到日本地图、准备从永宁寺回来后半途劫杀抢夺地图等一段内容，李淦还画了一个好大的圈，批了四个字：勇且智，善。

这封奏折远远高出了李淦的期待。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又不是公侯家袭爵的嫡长子，怎么可能真的要求他从全局去考虑事情？不过是怕过多夸奖而至骄傲罢了。

详实的图画、攻取棱堡战术的详解、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态等等这些。虽然字不咋地、文笔也差得远，但言之有物，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又不长期围困，而选择强攻的话，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这番话，众人并不全然相信，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

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解构“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

堡这东西，他们不是没见过。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

按他们所想，有了大炮之后，堡还有意义吗？

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这可能吗？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现在的环境……后金已经被犁庭扫穴了，东亚最强的炮兵就在京城里；旁边的对手全是弱鸡，大顺处在攻势；最大的敌人是准噶尔，缩在西北，大炮也不多，没有逼到大顺在边境修棱堡的地步；需要压制的东蒙古诸部，连铁锅都得买，修防炮的棱堡那是有钱没处花了；徐光启所预言的将来大患西洋人，从海上来的话，水师固然打不过，但只要有一支野战部队不被西洋人登陆切断漕运，那也不用担心。

这种环境，棱堡防守的学问，怎么可能流传？

一门学问是否广为流传，有时候要看是否被需要。

总的来说，大顺对棱堡的了解，就是听说过、没见过、更没有用几十年战争和十几万具尸体得出来的实践经验。

只不过刘钰的奏折上写的过于详细，完全站在守卫的一方破解了一下攻城一方可能用的种种手段。

看起来又非常有道理。

这就让李淦不得不谨慎。

他对刘钰的西学水平是相当认可的，不只是戴进贤说刘钰学的不错，便是后来刘钰写的《西洋诸国略考》也让李淦觉得刘钰不是那种顺嘴胡诌的人。

出于这种考虑，李淦决定先尝试着攻一攻罗刹在黑龙江上游的城堡。

顺利的话，后续攻取，就让蒙古贵族来阵前参观大顺军威；不顺的话……那就再议。

围绕着这个整体目的，朝中做出的战略规划也很明确。

借助吉林造船厂的江船转运后勤补给，大军逆流而上，攻下罗刹人在嫩江的唯一一座城堡。

经由呼伦贝尔草原攻下罗刹人在黑龙江上游的城堡，切断罗刹人对黑龙江下游的控制，将罗刹人的军事力量分割。

占据黑龙江上游的城堡后，伐木造船准备，分兵顺江而下沿途扫荡几座罗刹堡垒。

主力在继续西进，在罗刹国派兵支援之前，拿下斡难河和石勒喀河的所有堡垒，立刻和罗刹和谈。

齐国公接洽的使团，也带了三千多人的精锐。扯皮扯到扯不下去的时候，就翻脸。

在那边不要攻城，而是借由蒙古部落的支持，威胁罗刹人在贝加尔湖一线的城堡，让其不敢分兵支援东线。

和谈的底线是放弃黑龙江北岸，但西边要拿到石勒喀河和斡难河，尤其是斡难河这个特殊意义的河流必须拿到手。

用后世的版图来看，就是得到了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黑龙江入海口，再加上黑龙江西部向西扩展出一部分，拿到石勒喀河和斡难河，将蒙古从北边半包围住。

以黑龙江上游作为统治下游流域的基础，以斡难河作为蒙古归顺的法理，以石勒喀河作为威胁贝加尔湖南部的前出基地、攻可以前出贝加尔湖切断罗刹东西的联系、守可以监视喀尔喀蒙古。

代价是放弃黑龙江以北所有的宣称权，在北线融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承认俄国是帝国、承认俄国的帝位、保持通商贸易和大黄茶叶交易，与俄国交流不采用朝贡体系。

从始至终，大顺朝廷对这一仗的定位就很清晰——就是为了蒙古打的。

刘钰一路向东进行的勘察、绘图，一半作为己方的法理，另一半则只是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即便一部分只是筹码，也依旧很重要。

刘钰的第二封奏折送到的时候，皇帝已经到了吉林造船厂。

嫩江前线的部队也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第一战皇帝并不准备亲临前线，而是要看看前线打成什么样，那棱堡体系到底有没有刘钰说的那么可怕。

打开了第二封奏折，看了几眼，李淦脸上露出了笑容。

刘钰不但找到了永宁寺碑，拓下了文本，甚至还收服了许多部落，一些部落首领跟着他回来朝贡。

自明宣德年后，已经断贡三百年。如今再度朝贡，实乃盛事。

这件事，李淦觉得刘钰做的相当不错，有些水平。

看起来刘钰打仗也是个好手，永宁寺一战，己方没死一人，砍杀罗刹人百余名。虽然有取巧的成分，但也看得出刘钰还是可以的。

后面又说到抢劫了罗刹的探险队，劫持了几名西洋人，还抢到了一些地图，更是让李淦称赞。

这件事第一封奏折上有所提及，说是发现了个日本人、也发现罗刹在江上造船，所以怀疑罗刹人会顺江而下。既然是探险考察，肯定会有地图，这对国朝加强边疆的掌控和了解大有裨益。

当时李淦就觉得刘钰脑子很好用，却没想到刘钰真的把这件事办成了。送来的奏折里，还夹着十几张已经简单翻译过的地图，罗刹人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堡垒都有明确的标注，这正是眼下急需的。

可心里夸着夸着，味儿就变了。

等看到最后的时候，李淦忍不住骂了一句。

“胡闹！”

韩霖投顺比较早，在幕僚里话语权还是挺高的。但推理了一下，棱堡学说在这个时空确实没机会发扬光大。辽东犁庭扫穴后，也就意味着周边的对手没有一个能逼着大顺修棱堡的。明末倒是个发扬光大的机会，不过西法党也不是圣人，明末那个大环境下徐光启等人也要吃回扣的，西洋铳台的报价实在太高，这是理论上有需求但现实修不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