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3章 死与复仇(四)

这个看似荒谬甚至荒唐的罪名,既符合英国的政治传统,实际上也和小爱国者党的一些理论有关。

其中一个战略思路,就是“防止复仇理论”。

威廉·皮特在大顺参战前、英国已经取得优势的时候,面对法国暗戳戳的求和,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除非法国答应这个条件,否则他不接受法国投降。

即:法国完全放弃在纽芬兰和北海的捕鱼权;法国割让加勒比群岛的重要岛屿;法国彻底放弃对本国渔船的支持和保护。

这个理论的基础,源于水手这玩意儿,不是一天蹦出来的。而科尔贝尔的水手注册制度,为法国提供了足够的船员。

但这些注册的水手,平时是不在军队服役的,而是以打渔之类的为生。尤其是纽芬兰渔场的大型捕鱼船,上面的水手都可以在战时征召为水手船员,可以快速地扩充舰队。

科尔贝尔的政策,也就是后续“法国海军行政化”的基础。

一方面,法国保持着优秀的造船能力,大顺千挑万选最终选择的舰队主力舰是法国的74炮标准战列舰,而不是英国的体系。

另一方面,法国可以将大量的军费用在陆军上,同时通过对海军的行政化,可以确保文官掌控舰队。

而注册水手制、鼓励渔船和商船、管控的海外贸易,又可以确保法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快速造舰,并且征召足够的水手。

法国舰队打不过英国海军,那是法国的地缘决定的。法国要是像英国一样,取缔常备军,只在国内保持一支三万人左右的陆军,那法国就完犊子了。

但是,打不过归打不过,那是因为军费不可能无限向海军倾斜。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海军就一无是处,实际上依旧有复仇能力。

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实际上就是彻底消灭法国海军的潜力。

通过禁止贸易、禁止捕鱼,从而让法国实际上丧失后备水手。这样,即便法国的军校依旧能培养海军军官;法国依旧有造船能力和船只设计能力;但却无法快速组建一支舰队。

在节节胜利的时候,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压服了一切反对的声音,让那些对将来心怀担忧的人,也不再担心将来的复仇之战。

而其掌控制海权的优势下,贸易依旧继续,也使得英国的中层,对于购买国债这种事充满信心,认为将来一定还的起。

既然打仗有利可图,资本家和金融界支持。

既然有防复仇理论,那么一些保守的政客之前也支持。

只要我把可能复仇的敌人完全肢解,那么我们便不需要担心复仇,一切对复仇的恐惧,都会变为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想要帝国,就会得到帝国的一切、付出帝国要承受的一切代价。

威廉·皮特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英国将成为世界帝国,并且无需付出过多的代价。

这,将是历史的终结、战争的终结。

只要打赢这一仗,法国的威胁就可以被彻底解除,英国将彻底杜绝几个世纪以来纠缠不休的霸主。

在这个许诺的美好未来中,法国将失去复仇的能力,因为法国失去了渔船和商船,也就失去了随时可以征召的注册水手,法国的海军将不复存在。

而这个美好的许诺的潜台词,是:

土地税问题?解决了法国,为什么还要收那么多土地税?

国债问题?解决了法国,并且法国无力再复仇,这些用棉布和茶叶以及贸易关税抵押的国债,不是分分钟还给你们本息?

工商税和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法国,以后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也不必担心法国的复仇,那么为什么还要养一支庞大的常备海军和常备陆军?

海军拉壮丁强制服役的问题?解决了法国,没有了复仇压力,怎么还能需要海军继续拉壮丁上船呢?

水手待遇问题?解决了法国,没有了复仇的压力,那么水手待遇极差的问题,至少比有法国威胁、要考虑法国复仇战争的威胁时候,更容易解决吧?

在战争爆发的开始,这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争夺垄断贸易权的战争,就不是没有人反对。

包括英国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

但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列国之间的狗咬狗。

而是因为,土地贵族担心继续打下去,土地税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金融街担心,战争无限制的扩大,可能会导致他们收益下降;买国债的中产,也就是600万人口中理论上算人的财产合格的43万众的30万,担忧的是将来国债是不是真能保本息;保守派政客担心的是,这种扩大了规模的战争,是否会导致欧洲反英同盟的诞生。

很多时候,人并不会思考,反倒是更喜欢别人给出一个结论,从而打消自己的疑惑。

如果,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威廉·皮特的这个战略,尤其是防止复仇的战略,其实并不成立。

这就能阻碍法国再建起来一支海军?

这就能一下子把法国打入低谷、永世不得翻身?

这里不谈英国经验主义的错误用法,刻舟求剑的经验主义,以英国的经验去思考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以及不提缺乏捕鱼船的欧洲国家是否就一定会衰落这个问题。

只说威廉·皮特战略的支撑点,是北美和加勒比,但历史证明北美和加勒比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他们真正成为日不落的基础。

这里不谈威廉·皮特自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工业革命。

只说历史上的印度问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典范,因为此时印度不是王冠上的珍珠,加勒比才是。

威廉·皮特的战略,后世看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他并不能自圆其说,更像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如果,印度依旧保持着此时的价值,而因为高昂的国债和重商主义政策导致北美独立、蔗糖危机、市场狭小等问题,那么,他的政策可以算是成功吗?

评价一个人主观上的策略是否正确,要看当时的客观现实,而不是看后世的、其本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

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印度为英国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市场、解决了原材料、解决了原材料产业劳动力不足等等,以至于印度成为了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但是,此时的威廉·皮特的战略中,是否提前预想到了印度的巨大价值?

这种事,说穿了,很多不过是后世的神圣神话。而于此时,他的“防止复仇战略”,漏洞也满满都是。

只不过,他描绘了一个美妙的未来,而很多人并不会去思考这里面的漏洞,而是下意识地觉得有人说了个东西便能打消内心的疑惑。

至少,在大顺参战之前,他许诺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妙,压倒了一切的质疑声。

但是,这一切在大顺参战之后,就扭转了。

按照这个“防复仇理论”,任何支持威廉·皮特战略的人,就必须做到“对中国、法国、西班牙这个三国,同时摧毁他们的任何海军再起的能力。”

做得到吗?

西班牙不提、法国不提,只谈大顺,怎么才能摧毁大顺如果战败之后的复仇?

其实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头绪。

只要能够做到攻克好望角的大顺要塞;夺取印度;屠灭锡兰的华人;占据南洋焚烧整个东南亚的柚木;占领台湾让大顺失去桧木;出兵占据山海关以北、朝鲜,使得大顺失去橡木;屠灭从广东到海参崴的数万里海岸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这倒不是欧洲的特色,而是东边很多人,也是这么憧憬和理想化朝堂的,也算是自古以来的梦想了。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捍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但你到了台上后,却没有废除国王,那么这才是你的错。

换到现在的情势,按照此时欧洲精英的“无党争、反宗派”理论。

威廉·皮特的政策本身,已经不存在对与错了,你不能攻击这个得到了授权的国务大臣的政策不对,或者说因为反对他的政策而让他滚蛋——这种,最多也就是不信任案,下台了事。

但是,如果逻辑是“他没有执行好他的政策,所以他才是犯了罪”。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是不信任、内阁倒台了。

而是和约翰·宾的事类似了:你约翰·宾是舰队司令,你的任务就是击败法军,既然没完成,那么你就是渎职,理应枪决。

同样的:你威廉·皮特总揽国务,你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制定的——虽然是你制定的,但在法理上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完成、且保证完成。那么,全面扩大战争且摧毁敌军复仇可能的任务,你没完成,甚至对大顺参战毫无预案、且没有提前摧毁大顺的海军力量,那么这就是渎职。

军事法庭不会因为将领战败而枪决将领,最多撤职。

这一点,算是任何有历史的国家的基本原则,至少在明面上,大部分被处决的将领,不是因为打败仗,而是各种引申责任——比如,前朝的熊廷弼,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似乎是一回事,但要处决的时候,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在法律上就是两个概念。

同样的,内阁也不会因为制定政策而被枪决,最多解散重组。

但是,如果把战败变成渎职,那么就是枪决。

同样的,把内阁政策失误,变为国务大臣执行政策不力甚至根本不执行,同样是渎职。

莫当特分的很清楚。

他不是要内阁倒台,让威廉·皮特下台这么简单。

他是要威廉·皮特死。

彻底瓦解《消费税法案》危机所引发的辉格党大分裂中分出来的“爱国者党”,摧毁“爱国者党”实际上的核心政治家族代表,即皮特家族与坦普尔家族。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是托利党与保守辉格党所代表的大地主贵族,向城市工商业阶层和代表其利益的的新兴政治家族的反击。

(本章完)

第1284章 死与复仇(五)

这种事,本就屡见不鲜,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济继续发展,商业继续繁荣,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实力越发强大,那么这种分裂和洗牌也就会越快到来。

玩得好,赌赢了,那么就是英国的平稳过度。

玩不好,玩崩了,那就是后世菲律宾的故事在这里上演,百姓宁可选择保守派大贵族,也不会再去支持工商业激进派。

《消费税法案》之后的辉格党分裂,本身就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工商业者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否则,单靠坦普尔家族搞的小圈子,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老马说,辉格党人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

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上……

而这场以《消费税法案》为导火索的辉格党分裂,本质上就是“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个“极限”和“最终”,到底在哪的问题。

换句话说,“爱国者党”这个标签,是别人贴给他们的,也是他们自愿接受并且引以为荣的。

那么,“爱国者党”所爱的英国,是谁的英国?

国家,是要有统治阶级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是谁的英国?这个英国的政策,又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

没有一个笼统而抽象的英国,实际上600万英国人中,此时法律上只有43万人算是人,剩下的不算。

而这43万人中,又包含诸多的利益。

是汉诺威家族的德国王室的英国?

是以地租为生的土地贵族的英国?

围绕着国王小圈子的垄断的政治家族的英国?

是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商业资产阶级的英国?

是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工商业者的英国?

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的英国?

以及,北美的那群盎格鲁人,是英国人吗?

这些问题,就是此时英国党争的根源问题。

爱国者党本身就是辉格党内分出来的,他们也是以反对沃波尔、以及沃波尔后续的政府起家的,并且一直在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英国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嘴里的真正的英国,是因战争而发财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包括詹金斯耳朵战争,以及狂热的全球战略,都是以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他们比起那些保守派的辉格党、和那些托利党,亦或者德国的汉诺威国王意图搞的主权在国王,是进步的。

毕竟,此时贵族地主和王权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并不是说这是两坨屎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绝笔复仇,既是个人恩怨的复仇,也是辉格党内部分裂之后的一次“消除异端”的政治复仇。

爱国者党的核心,就是因为英国特殊的物权继承法原则下,坦普尔家族分支出来的坦普尔家族、格伦维尔家族、利特尔顿家族,以及与其联姻和提携上来的皮特家族。

用后来乔治三世的话说:(这四个家族)亲戚关系,必然总是要么实行专横的统治,(如果他们不能统治)则会激烈的反对政府!他们想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统治英国的氏族。

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批“爱国者党”,所追求的,更像是做“一个合法的、带有传统光环的克伦威尔”。

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爆发,也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还不足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煽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煽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

战场上,就像是某种宿命。

一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罗克鲁瓦战役的失败,宣告了西班牙时代的结束。

在一百多年前的罗克鲁瓦,西班牙人组成的最后的绝望方阵,被敌军包围,用大炮从四面八方轰开了方阵,最终变为一场破阵之后的屠杀。

此时此刻,竟如彼时彼刻。

穿插到地峡且攻取了英军营垒的战斗工兵,与大顺那边的守军主力,完成了对出击的2500名英军的合围。

两面是海。

是大顺和法国海军的炮舰占据了制海权的大海。

南面,是大顺在己方营地内的主力,从地峡的两翼向没有突破壕沟炮垒的英军包抄。

北面,是一个多营的、训练有素、拔堡迅速的精锐工兵。

2500多名英军,不得不在绝望中,结成了方阵,希望在后方的指挥官能够为他们争取到荣誉投降的机会。

这种时候,结方阵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不结方阵,这仗也就没必要打了,绝望和军心尽失,再不结阵,那就是一场溃败和被人堵在地峡的屠杀。

残余的2000英军,组成了三个空心方阵,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防御着大顺军队的进攻。

此时军心已经彻底散了,全靠平日里军官苦训和棍棒的记忆,维系着基本的阵型。

而大顺这边的指挥官,也如同一百多年前在罗克鲁瓦的法军一样,没有选择用步兵去冲方阵。

当然,大顺也没有正规骑兵在直布罗陀,自也不可能用骑兵去冲。

而是选择了和当年法国人一样的办法。

开始将大量的火炮,向前挪动,显然是准备近距离对准英军的方阵,用方阵的克星大炮,把方阵给彻底轰开。

被包围的英军,绝望地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顺的炮兵,将他们闪亮的、或者黑乎乎的大炮,一点点从炮垒中拖出来,向前推进。

这种宿命般的场面,给了约翰·莫当特极大的灵感、无尽的感触,他像是英国此时流行的那种比喻、宿命、和圣经融合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叫英国人感同身受的悲壮场面。

很多时候,文化隔阂是不可逾越的。

英国人才知道,英国人看什么能感同身受。

正如非基督文化的国家,不可能看懂《五月花公约》里关于出埃及记、旷野之困、神之契约、应许之地、不可回头的隐喻一样。

这种宿命的、绝望的、悲壮的场面,恰是能够打动英国舆论的场面。

这个场面,需要一个完美的谢幕。

投降,免除死亡,这不是完美的谢幕。

完美的谢幕,应该是方阵被大顺的炮兵彻底轰开,2500人为了捍卫不列颠与国教,冲着向他们劝降的大顺军官,啐一口唾沫,用狂躁的、底层的语言骂一句:吃屎吧,异教徒!

然后,在山上堡垒中目睹这一切的主将,饮弹自杀。

这才是完美的谢幕。

于是,约翰·莫当特没有下达投降的命令,即便他看到大顺已经把24磅的重炮、和攻城用的大口径臼炮,拖到了距离被围方阵的二百步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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