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2章 定性

湖北盐政,搞成商鞅立木,那是战略胜利。搞成张仪欺楚,那就只是战术胜利。

在单纯的盐政一事上,两种胜利,结果是一样的。

但对盐之外的工商业,那就大为不同。

史世用拿着骰盅来刘钰这,转述皇帝对于“坐庄”的认识。

刘钰则也希望史世用转达一下,坐庄是靠抽红来赚钱的,不是靠摆杀猪盘的。

哪怕明瞪眼的事,皇帝是把苏南当猪圈。

但刘钰希望皇帝明白,如今,还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还没到明末那种必须要用刀子收钱的时候,哪怕你心里当猪圈,也得有猪圈的规矩。

这才是真正的坐庄。

刘钰的明面身份,是大顺兴国公。

他只能负责把猪养大、养肥。

杀猪的时候,猪起身反抗,还是要看猪的本事,难道指望他来拯救、刀下留猪?

现在大顺的盐政改革,怎么定性?

本质上,是私盐泛滥、总承包商盐引制度、以及万历四十五年定下的盐业法权规矩,严重影响了大顺的盐税收入。

但是,大顺需要展示给工商业看的“本质”,假装是一场市场化的改革。

哪怕,皇帝压根不这么想、那么改革派大部分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盐税,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那些工商业者这么想。

大顺是很别扭的国度。

仍旧还是刘钰在淮北搞得“明票暗引”一样,如果完全放开票制,不搞暗引,那么大豪商垄断盐票就是合法的。

更进一步,比英国更快一步取消盐税行不行,完全只在生产端收税、朝廷不做任何的调控行不行?

不行。

因为英国四面都他妈是海,而且岛就那么大,生产和运输都能保证充分的竞争。

而大顺……就湖北来说,距离海边,赶上从伦敦到布拉格了。全面放开,就现在的运输能力、利息高度、周转周期,五年就会出垄断一省盐业的大商人。

一句话,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商业组织,在1857年工业革命之后解散,是正确的;而要是在1657年就解散,搞自由的散商制,谁都能去好望角以东,那能被荷兰葡萄牙把屎都打出来,英国在东方贸易里就只配吃屎了。

类似的情况,在大顺更为明显。

这种极度别扭之下,刘钰只能精心编织一个美妙的、虚幻的谎言。

骗商人们不要老把钱往土地上扔呀,其实工商业也有规矩啦,不要怕,只要你在这规矩之内玩,工商业的这些票据什么的和地契一样安全可靠。

所以湖北盐改要想不搞成张仪欺楚,就必须要给出明确的、且带有漏洞的规矩。并且在这个规矩之内,在商言商,用商人的手段打死淮南盐商。

坐庄的,直接下场去赌,并且愿赌服输。

本身,这就是给大顺工商业最大的面子,最有效的定心丸。

他要让大顺的“沈万三故事”,败于商战,而不是败给皇权。

至少,得假装是这样的。

…………

几天后,由皇帝的骰子所引发的意见,已经秘密传到了皇帝眼前。

刘钰在这封秘密奏疏上,用了杀人诛心四个字。

希望皇帝在湖北盐改过程中,搜集那些盐商的不轨行为。但是,只要没有违背规矩,就先不要处置。

等着这边胜利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

一来体现陛下之明察秋毫,早就知道你们玩这些脏手段。

二来体现陛下之宽容大度,你们玩这些脏手段,朕却跟你们玩明的。

三来就是让江苏的商贾放心,只要在规矩内玩,就是安全的、有保障的。不再把钱老琢磨着投入土地,尝试往工商业上多投一些吧。

皇帝对刘钰这封奏疏的批示,倒也简单明了,主题就四个字。

“此事在卿”。

皇帝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还是在刘钰玩的好不好。

因为,皇帝的目标不是守规矩,在他看来规矩并不是最高优先级。

最高优先级,是两淮盐政改革、淮南垦荒退盐。

如果刘钰玩的好,可以这么搞。

如果刘钰玩砸了,皇帝才不会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会直接动用暴力机器,把淮南盐商拔掉。

因为,淮南盐商,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不管是战争价值,还是紧急借债价值,都没了。

对皇帝来说,对他的统治无价值的大肥猪,就可以直接宰了。

刘钰这么搞,若能搞成,也算是给足了皇帝面子,免得落个“沈万三”的故事,传到后世又不好听。

能保住面子最好。但面子和里子,只能鱼与熊掌的时候,只能舍面子而求里子了。

在给刘钰坐了批复之后,皇帝又召见了林敏。

有些事,需要他这个皇帝来讲清楚,让林敏知道在那边到底该怎么配合刘钰,做好这个过渡期的两淮盐政使和江苏节度使。

召见之后,皇帝先问了林敏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吓人的问题。

“朝中都知,欲要治河,必先废漕。如今漕运已废,以爱卿所见,这黄河真的就能治住吗?”

林敏以为皇帝是要和他盐盐政改革的事,或者谈淮南垦荒废盐的事。

没想到皇帝问了这么个吓人的问题。

这问题根本没法回答。

皇帝见他许久不说话,说道:“你大胆说,朕要听实话。”

“回陛下……治不住。每年淤积甚高,至宋于斤已数百年。所堆泥沙之巨,实非人力所能治。昔日范公堤,今日已距海百里。”

皇帝嗯了一声又道:“那么,依你所见,若是现在黄河出了大事,本朝救灾可能救的过来?”

这一点,林敏也并不怀疑。

“陛下,臣言,今非昔比。”

“南洋米、辽东麦、朝廷如今手里能够管控的粮食,远非前朝可比。所能集结的财富,也不是过去所能比的。即便真有大灾,亦可救治,而不至赤地千里、流民千万。”

“修淮河一事,便如兴国公所言,这是一场救灾的总预演。能修淮河,也就证明朝廷还能救大灾。”

“粮食调度、财税调度、军队调度,这些都证明本朝江山稳固。”

皇帝笑道:“你发现没有,不管是南洋米还是辽东麦,是黄河、洪泽若出大灾,无论如何都威胁不到的地方?”

“如今江苏的天灾危险,只三处。”

“黄河、洪泽、海灌。”

“若江苏遭了灾,朝廷是能调来米救灾的。”

“可若江苏遭了灾,盐从哪调?”

“一旦遭灾,若只是水灾波及一省,以本朝现在的财力、运力、粮食产区海运,只要近海,便无流民百万、易子而食之事。”

“两淮盐税,三百余万,购买辽东虾夷南洋之粮食,亦足够赈灾所用。”

“但不要忘了,若江苏一旦遭了大灾,这盐也就没了。到时候,各处岂能不乱?”

林敏心下一惊,却也不得不承认,真要是江苏遭了大灾,首先影响的就是盐业。

悬在江苏头顶的三大灾,黄河、洪泽、海潮倒灌,只要规模够大,淮南盐必要受到极大的影响。

皇帝又道:“是以,兴国公力主,将盐场全都转移到响水县以北。”

“测绘队的人测绘后表示,即便黄河将来出了事,响水以北而至胶东,都无大碍。”

“兴国公的意思,就是关乎朝廷安稳的粮食、食盐,必要放在受大灾威胁最小的地方。”

“朝廷修一条从洪泽到大海的淮河河道,就已经费劲全力、数年积蓄。”

“而朝廷,无论如何是无法根治黄河的。这场灾难,早晚要出。”

“与其讳疾忌医,觉得无需考虑此灾。”

“不如未雨绸缪,仔细规划一旦出事,如何最大化救灾。”

“灾一旦发生,关键就在于救。”

“而能不能救、能救成什么样,又在于朝廷手里能掌握多少资源。”

“如果大灾的同时,盐税也废了、盐业也崩了、朝廷没钱了,那么这场灾可就大了。只怕原本死个百十万,竟最终要死个几百万。”

林敏冷汗直流,自己或许并没有讳疾忌医,但是也真的没考虑过真要是发了巨大的天灾怎么办。

按这个思路,就是这场大灾是迟早的、防不住的。大顺的能力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绝对不可能制服黄河,这是无需考虑的。

所以,既然大灾必然要发生,那么就要考虑救灾。

救灾的前提,一定得是朝廷还坚挺、还有钱。

现在,刘钰通过北上、南下两大战略,将大顺的“商品粮”基地转移了。靠着强大的海运力量,在救灾这一块上的粮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而出了事之后,盐呢?

江苏缺粮食,可以用全国的粮食来救。

可江苏要是缺了盐,有用哪里的盐来救?

淮南盐占了大顺现在盐产量的一半以上,一旦出事,那就真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不只是盐税那点钱,而是会直接四处烽火,各处积攒的矛盾都会因为盐价飞涨而爆发出来。

皇帝讲完这些,又道:“朕岂不知,若将盐区北移,必有许多人失其生计?但正所谓,不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

“淮南煮盐,土卤日淡;若行晒盐,淮南地势低,晒盐不能取土卤,必要近海,近海则多险。”

“且各处运盐,皆赖水道,一旦大灾,纵然海边无事,运盐道途皆毁,又将如何?”

“若兴垦,淮南无收,尚且用别处粮米接济。若兴盐,淮南无收,又去哪里弄盐?”

“是以,为社稷长久,淮南废盐兴垦,乃大策也、亦大利也。”

“无河患之虞的海州产盐;依托长江水道的松江府做中转囤积分派地;以海运为联络。”

“此虽大义、大利,然不可说与别人,以免恐慌。今日你知,不可再传他人,也应全力辅佐,行此百年大计。”

(本章完)

第1053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

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但实际上,在废弃运河、漕运转海之前,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

很多人都知道,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北方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存在,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南方做经济中心。依靠漕运、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依靠两淮盐政,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

在这个体系之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治河必先废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有前朝的台湾事件、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喊再多也不敢动。

解决了海运问题后,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了所谓的“勿要讳疾忌医”的资格。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装傻,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

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但管杀不管埋,就明确表示,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救灾就得了。

在皇帝看来,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

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延续统治。

相对于赈灾这种“保守治疗且等死”;变革和扩张移民是“积极治疗且等死”。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同样的事,在刘钰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结论。

比如。

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苏州织工罢业、松江府踹工歇业、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西家行会”对抗东家等等。

在刘钰看来,就是这证明……萌芽……发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来,那就大不一样。

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非常容易摆平,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

其二: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反观明末时候,真正有威胁的,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均平天下、铲平不公、减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农、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

其三: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并且视他们为坏人。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他这个皇权,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场主。

这种脆弱的、软弱的、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

此辈,不足为虑也。

所以,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海关收入、贸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

再比如。

废漕运、改海运、修淮河、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

在刘钰的视角下,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苏南为工业基地、南洋西洋为市场,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

但在皇帝的视角下,又大不一样。

在整个事件链里,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

便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但是,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统治,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如粮食、盐、武器等等。

钱在稳定的时候,可以等同于物资。

但白银货币化,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但粮食也不多,而且一点盐都没有。

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

即,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通“钱——物资”的快速转换。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辙,有钱有时候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顺必须保证市面上,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时候,朝廷用钱能确保立刻买到这些大宗的现货。

这些流通的现货必须是流通的,但又不会对内部造成巨大冲击的。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鲜、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产品。

必要的时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换个地方即可。

比如,刘钰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质就是动用了白银,买走了辽东、虾夷、南洋等地市场化的、非小农的大型种植园和农场的粗粮,很多粗粮是用来酿酒卖的,所以有充足的现货。

并且,如果一旦本国缺粮,大顺的海军可以迅速动员,以日本和南洋市场为主的虾夷农场、南洋稻米种植园的粮食,快速运回国内。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粮,反正影响不到皇帝的统治。

大顺解决了“白银和物资”快速转换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皇权的力量,加强了统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实物税”,那么怎么保证钱能买到东西就是大顺统治下去的精髓。

要么,退回白银货币化之前的收实物税,加大百姓徭役、运输、损耗。

确保朝廷手里始终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要么,认定无法往回退,那就确保大宗物资能买到。

确保朝廷手里有钱、有海军,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从刘钰跃上大顺的决策层开始,实际上大顺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时间,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弄明白了:哦,原来钱不是财富啊,粮食大米食盐铁器耕牛布匹才是财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就琢磨出来个这?

但实际上,这并不好笑。

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

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

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终于融会贯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

比如盐场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一小队士兵、三五个狱吏,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保证盐的生产。

或者说,保证朝廷手里有盐。

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虾夷、东北、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

皇帝盘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着的、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必要的时候直接抢。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许足够救命、翻盘。

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可以迅速征集粮食——可以用钱,如果没钱,那就直接用枪。

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钱能买到物资、物资能运到地方。

现在,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时候,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

在一切平稳、一切顺利的时候,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

然而一旦出事,钱不管用、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他可以让舰炮、大炮、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

皇帝这二十年,总结出来两个道理。

第一个:大顺的十亿亩土地,是士绅的,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而大型盐场、大农场,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

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但成本大不一样。

第二个:真到乱世,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钱,不如粮食、盐、铁、布管用。

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又放弃了均田制后。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冠冕堂皇罢了。

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说,遂用“大义”、“大利”这样的理由;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暗示林敏:扬州淮安的衰败,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价。

要么,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要么,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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