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2章 终章 九三年(二十)

这些新的矛盾,又促使大顺的很多传统思潮回流,比如【重农抑商】。

其实,重农抑商这四个字,按照老马的理论,这四个字其实是在曲解。

因为哪怕是先秦时候比较早提出这一套并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原话也是【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原意也只是禁止奢侈品,并且,这里着重还说了女工,那么家庭纺织业到底算不算手工业呢?

在生产力不足、亩产不足的时候,首先发展粮食产业和纺织业,保证吃穿,总体上,总不能说是错的。

况且,商业资本,真的就那么“进步”吗?

只怕,未必。

老马对于商业资本的评价,只能说,并不高。

【在英国近代史中,商业资本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他们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结成同盟,一起反对工业资本】

【纯粹的商业城市——也即商业资本占据优势的城市,过时的状态越容易保持】

老马的这个论断,以及对商业资本“反动”的评价。

就是刘钰活着的时候,认定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起搞死欧洲的工业;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理论上有合作的可能、但因为土地贵族的羊毛利益而必须打;能和北美的走私贩子们紧密合作并且在一战获胜后扶植英美商业资本彻底灭杀本国工业萌芽的根源。

因为他们虽然叫“商业资本”,但和“资本主义”里的资本,差了一大截。

奴隶制的时候就有商业资本了,而且商业资本还很发达,所以那时候可以叫资本主义萌芽吗?

资本主义,恰恰是要商业资本的独立性,使之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一部分要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业资本。

如老马所言:【商业资本就其本身来说,还不足以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向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以此时大顺在蒙古地区的例子,也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件事。

简单来说,大顺在蒙古地区的资本主义的改造,非常的失败。

和在南洋搞得土地改革等政策比起来,简直是反动透顶。只不过大顺这边真正懂到底啥玩意儿叫资本主义的,并不多甚至可能并没有,一见着钱、资本盈利、贸易,就觉得这玩意儿好像就是兴国公所说的未来,实则简直是南辕北辙。

同样的,换句话说。

荷兰当年在南洋的统治,相对于大顺本土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也简直是反动透顶,距离资本主义的进步越来越远。

资本主义,或者所谓的萌芽,不是说钱、资本盈利、贸易发达,那就叫资本主义萌芽的,差得远了。

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因为老马很明确地说过:【资本作为商业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在此时,还是在一个与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

因为这里面是个很简单的逻辑。

既然说,商业资本是独立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这一要素的组成,那就可以反推出来,流通之外的两极,即生产者甲,和生产者乙,相对于流通来说,也是独立的。

故而,因为商业,所以牧民的牛,不再是牧民眼里的牛,而是商品;织工的布,不再是女工手里的布,而是商品——区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不管是养牛,还是织布,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生产布和牛,目的就是在生产可以获利的商品。

故而老马说,商业资本这玩意儿吧,越是独立发展,越证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越完犊子,成反比。商业资本、或者说商人,越是被单独对待、被视作一个强势的阶层,就证明这离资本主义就越远。

的确,老马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解体的作用】

但显然,后面还有一句话,不能只断一般。

【但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解体作用、并且这个解体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即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

换句话说,如果说,经济决定论已经够扯犊子了。

那么商业决定论,比经济决定论还要扯犊子的多。也即是说,似乎只要不重农轻商,那么一定就发展资本主义了,这就是扯犊子的妄想。

因为【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如包买制,就其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的变革,而不如说它保持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类似的方法,到处成为真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

【因为它不改变生产方式,只是让生产者的状况恶化】。

中国这边的传统,包买制可能并不太盛行。

但是,换一下,租佃制,就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它不改变生产方式、它只是让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并不引起旧生产的变革,而不如说它保持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这就是重农抑商、抑兼并的意义所在。

因为,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

相反,有时候商业资本还会阻碍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甚至于,商业资本本身,就是依附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上的,新的生产方式会毁灭商业资本,而把它彻底揉碎了,扔进资本这个大熔炉中。

很多人以为的,是商业带来资本主义,所以不重农抑商了,早就资本主义发达了。

现实是,商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倒是很容易出现兼并、买地、收租、投资的方式。

这取决于旧时代的土地制度、生产力水平、内部贸易制度、运输体系、法律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现在,大顺在发展了这么久后,重新兴起了“重农轻商”的复古风,其本质很简单。

无非就是,先发地区的原始积累基本完成、工业发展连通世界贸易、商业资本四处劫夺……谁来保证,一旦彻底放开对资本的管控,这些资本不会一股脑地变成商业资本?去疯狂圈占土地、兼并土地、收租、囤货居奇、劫夺本土?

蒙古地区之前反抗的事,给了大顺这边极大的警醒,因为蒙古地区并不在管控的范围之内,故而商业资本劫夺的惨状非常清楚。

很多人开始质疑,只靠工商业的思路,貌似并不能保全整个天下。

反倒是,传统的改土归流的思路更对一些。

如果继续照着工商业这么搞下去,只怕再过个几十年,蒙古地区就要彻底反了。到时候固然说不会对中原再产生什么威胁了,但边疆也就糜烂了——大顺可以解决东北问题,因为小冰期过去了,东北可以种地;问题是,蒙古地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靠复制本土生产方式去解决的,有些地方根本种不了地。

简单来说,传统的天可汗模式,在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下,或者说先发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下,没法继续保持了。

故而得用前朝在西南的政策,准备搞改土归流了。

听上去,似乎是传统战胜了刘钰说的工商业是未来天下的理论。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正如刘钰所言,大顺压根没几个人懂到底啥叫资本主义。当然他也没说,又按照传统只说“工商业”。

那么,啥叫改土归流?

简单来说,取缔原本封建主的封建权利,编户齐民,统计户口,征收赋税,丈量土地,建设城市,设置学校,流派官员。

那么,这件事在政治经济学上,什么意思?

很显然嘛,取缔地方的封建权利、加强国内的统一市场、分掉封建贵族土地的所有权,授予封建农奴牧奴为人的义务和一部分权利。

好比说,现在蒙古地区的各部首领,牧场是谁的?牛马是谁的?底下的牧民又是谁的?

显然,是蒙古贵族的。

现在,改土归流,就是分掉牧场、让牧民不再从属于蒙古贵族。

适合农耕的,直接从蒙古贵族手里剥夺牧场土地,放垦、种植,或者资本圈地放羊。

半农半牧的,划出一部分适合农耕的,筑城、迁民,剩下的不准垦殖。

只能游牧的,筑城,流官,大的拆小、小的拆散,直接取缔蒙古贵族的封建权利,但保留大顺内部土地类似的私有制:这里无非是把土地,换成牛羊嘛。内部叫租佃制,那边叫苏鲁克制,既然内地租佃制都能四六分,那么苏鲁克制也按四六分写入大顺律,一如最高年息36%故事,牧民四,牧主六。

如果,把改土归流这么理解,那么这显然可以叫“在商业资本导致蒙古地区旧的生产组织的瓦解过程中,通过行政之手的引导,使之导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而不是让商业资本的劫夺制阻碍当地的生产力发展”

恰恰,这才是刘钰说的“工商业是未来”的真正意思。

他可从没说过,商业发展一切就解决了,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对商业各种限制,对日贸易可是从一开始就卡了一大堆的军事义务。

两者并不矛盾。只是大顺这边的人,没几个懂啥叫资本主义而已。只听刘钰整天说什么工商业,便以为刘钰反对重农抑商。

恰恰相反,刘钰对重农抑商的态度,只能说,不觉得那是万恶之源……他对商业资本的态度,并不那么友好,而且也不那么幼稚,觉得这玩意儿的反动程度,和他妈的土地贵族差毬不多,不好好引导,就大顺这土地制度和内部几乎不存在的商业管控,真放开了那纯粹就是【它不改变生产方式、它只是让生产者的状况恶化;它并不引起旧生产的变革,而不如说它保持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至于说实现的基础……大顺可谓是条件卓越。大顺既不需要蒙古骑兵,也不需要征召卡尔梅克射手,甚至统治基础也和这些人毫无瓜葛。

加之欧洲又要乱,罗刹国显然又无力在东边搞事,正是时候。

当然,最主要,还是能打。铁路一修,上次出事,调兵镇压,后勤毫无压力,这是很多人产生此种想法的原因。

至于说商业利益问题……只能说,大顺之前的经验,现在又可以用了。商业的那些贷款,朝廷还给股东就是了。但是谁说一定要还钱?收拾几个蒙古贵族,把地一收为国有土地,给地不就完事了。

至于说是养羊养马养牛,还是切成小块租给垦殖农民收租子,这事,管不了,只能看大顺这边发展的怎么样、市场如何、以及交通物流的发展等等了。

似乎,听起来,挺简单。理论上,貌似也完全可行。横轴上,也是进步的。

问题就是……事情没这么简单。

(本章完)

第1503章 终章 九三年(廿一)

现在的局面。

尤其是护着刘钰的棺材从大西洋回来的这些人将所见所闻带回本土之后,局面已经相当不好看了。

不能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吧。

只能说,大顺这个纯靠刘钰缝缝补补弄出来个缝合怪,现在缝合的各个部分都有了自己的意识,急需确定谁成为本体把其余的肉身吞噬掉。

当初缝合的时候,倒是能凑合着用。

然而缝合了这么久,已经实在是到了再也绷不住的程度了。

仍旧以天津为例,哪怕说天津已经算是先发地区,而且工商业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但围绕着天津这一个小地方,之前二三十年,发生的争吵,就不下几十次。

而且可以这么说,每一次,都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甚至也让李欗的统治,越来越难以为继。

仅仅是这一个地方。

比如说,棉纺织业。

随着李欗上台,铁路修建,都城仍在京城,铁路也开始向北延伸。

当初刘钰那时候,实学派力量还小,内部还有旧势力这么一个被刘钰刻意抽象化、营造出了敌对势力——或者说,歪经三连中,圣西门精英主义中定义的第二阶层:应该让位给更符合时代的人却不让位的那群人。

故而,在这种被他塑造出来的抽象化的敌人面前,总体上实学派内部还算是团结的。

加上他当时也确实能镇得住场子,不只是靠扯淡,主要还是对外扩张、扶桑移民这几件事上,也算是威望镇住的。

等着他跑路、之后乱、李欗上台,实学派一下子四分五裂。

本身,歪经三本。外加百家复兴,各自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我注诸子。

而李欗上台后,又肯定需要笼络一些人,稳定住京城局面等等。

伴随着铁路修通,向蒙古和东北地区延伸,新的问题很快出现。

原本,是松苏的纺织业,提供东北所需的棉布,以及蒙古地区所需的交易品。

而对罗刹和蒙古贸易中的大头,茶叶,也是松苏那边控制着。

现在,从京城到汉口的阶段铁路建成、还有前太子在湖北折腾出米禁的改革底子。

而天津周边的煤铁等机械制造业、以及距离市场更近的优势。

以及,李欗上台过程中,一些从龙新贵,这批人可不在松苏,可是住京城的。

于是,那就说了。

既是如此,天津为啥不发展纺织业?为啥还要用福建的茶叶?为啥不直接用湖北的茶叶往蒙古和罗刹走铁路运销?

或者说,以黄河为界,北边的利益,凭啥要让南边那群人占着?

本身李欗上台的过程就不那么传统,既有松苏资本的支持,也有京畿实学军功贵族的支持,自然也有京畿资本集团的支持。

闹腾起来后,只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从别处找补呗。

锤日本、打印度,找补之后,天津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但这个发展,是完全依靠爪哇和印度棉发展起来的。

李欗固然和稀泥,但对于维系一个内部联系密切的贸易的概念,理解的还是到位的。

这是南北之间的争端。

很快,又有别的争端,越来越乱。

一统派认为,废弃漕运之后,京城和江南的联系,只靠海运,固然说海军基地都在渤海,但终究不稳妥。

伴随着黄河夺清河工程的基本完工,朝廷应该修一条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

一来,万一海上有什么事,那也方便调兵。

手里有兵,且随时能去,才能做到维系统治。不然的话,说什么都白扯。再说了,陛下你怎么上来的、怎么依靠海军切断经济中心和京城的联系,您心里有数吧?

二来嘛,废漕运的地区,以及黄河改道之后遗留的问题,着实有点多。

今儿起义、明儿反叛、后儿无生老母的,这也不太行。

是以说,修一条和京汉并行的、贴近原本运河河道的铁路,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修铁路,得花钱。

而这钱,钱袋子们则根本反对出。

理由肯定是五花八门。

经济账,和政治账,肯定不是一回事。

而这里面,又牵扯多了去的利益。

比如说,搞海运的利益:你修了铁路,海运岂不是受影响?

但是,基本上,反对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自己利益受损,而是一定要反着说。

当然,反着说也肯定对。

那就是,从废漕运到现在,一直走海运。漕运已废,海运兴起几十年了,如今又有火轮船相助,这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就算修通了,那不是毫无经济利益?几十才能收回成本?

若举债,给息几何?

若不举债,这是条经济上算起来肯定相对来说不合算的铁路。

既是用国库之银,那这些钱,修东西向的铁路不好吗?或者修从西京到开封的铁路不好吗?

哪怕说,不修铁路,用来迁民至扶桑,解几十万百姓之饥馑不好吗?

这只是海运集团一方面的阻挠,实际上,长江航运、京汉运输茶叶的、对于朝廷心怀不安的江南资本等等,反对的声音多了去了。

除了这些出于利益反对的。

李欗上台的另一大助力,是一群实学派中的激进派,或者叫理性主义派。他们是真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这一部分人的力量,还相当不小。

他们觉得,之前往松辽、蒙古、西北地区修铁路,这都能理解。

为了方便迁民嘛,这是符合他们对未来的设想的。

好,现在这些事办完了,朝廷财政好容易缓过来了,有钱了,为啥要修这条路?

不是说,不该修。

而是说,事有轻重缓急。

现在,修一条穿过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铁路,难道不应该排在修这条路的前面吗?

若是修好了这条路,是不是可以方便迁民?

海军现在又没废,而且都顶到好望角了,现在修天津到金陵的铁路,完全可以往后排一排。

要办的事,多了去了。

况且说,这条路,完全可以商办嘛。

朝廷的钱,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然而商业那边立刻就给出反馈:商办,没人出钱。

这条路,不比往松辽分水岭修,既可以用土地增值来给钱、又可以扩大贸易,大为有利可图。

现在海运既兴不说,本身西边就有京汉路了,东边海运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沿途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得了的价值。

年息几何啊?

到时候,收费低了,年息给不起。

收费高了,那不是都跑去海运去了,更没货走?

总之,要修,朝廷修,商贾不愿意出钱募资。除非,朝廷再卖点国有土地做补偿。

或者说,要募资修,也行。不卖国有的土地补偿,可以,加个附加条件:

和当初修往松辽以北的铁路一样,那时候既是加了附加条件的,参股者可以优先低价买黑龙江的国有的土地开大豆种植园、并且朝廷保证扩大大豆的市场、击败印度制糖业、扩大日本对大豆肥的需求等等。

那么,现在也一样可以加个附加条件啊。

比如说,修了从天津到金陵的铁路,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

东西向的铁路,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只要朝廷放开,商人是愿意出资的。

而这个想法一出,激进派则认为,既然是这样,那不如说,把在苏、鲁的激进政策,用在内地。

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强制作为工业投资,修东西向的铁路。

这样,一举三得。

一来,集中资源,改革亩税,征收赋税,为千百年计,狂造船,征税补贴,把人送往扶桑垦殖。

二来,一旦内地有灾,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迅速运输粮食,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

三来,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复上古学校制。

也即是说,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七嘴八舌,办起来极为困难。

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

实际上,上台之初,他和刘钰说的那几件事,他还真办成了。但办成之后,他就发现,寸步难行了。

牵一发、动全身。

正如刘钰之前说过的,不怕折腾,就怕不折腾。

只要折腾,必要出问题。

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他是对大资本、军功贵族、底层军官、长役士兵、海军、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读书人”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

在他上去后,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等着前面一通猛跑,稳固了地位后,却发现,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除了对外扩张。

但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代,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

比如说,北美的土地,很多地方空着,大顺不缺土地,也不缺人,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

比如说,日本。就这样了,还能咋样?都已经六公四民了,还能有多大的市场?

比如说,印度。农业税倒是收了。问题是,印度也需要军队、海军、行政开支。算上这些支出,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

于是陷入了死循环。

不考虑内地问题,想扩大外部市场?

要么,学英国殖民模式,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然而,这就意味着,资本根本不会移民,全得大顺自己掏钱,没钱。

可,移民优先,资本唱主角,那扶桑那边就围绕着美洲自己搞贸易圈。借助刘钰留下的奇葩的殖民土地法,强行固定出了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关系,既不缺资源,也不缺劳力,那大顺这边就吊毛卖不出去,等于没扩大外部市场。

同样的。

既想在印度劫夺廉价的原材料、又想让印度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内部人口伴随着天花防治、黄河修缮、京汉铁路运粮等等问题,蹭蹭地涨,回过神来想要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又发现无从下手。毕竟他是皇帝,还想玩制衡,只怕真把旧的科举人才都干没了,这制衡之法也用不得了,到时候这皇帝怎么当?无非不是换了群念别样经的人揉搓?

在这地主士绅那么好动的?

简单来说,就是刘钰跑路前,打完了一战。而一战之前的所有胜利成果,容易吃的,现在基本都被瓜分干净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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