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9章 临别告诫(五)

刘钰说李欗终究还是不相信未来是属于工商业的,看似是在谈未来,其实也是在暗戳戳地提醒李欗:新兴阶层,已经成为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了。将来你真想要干点什么,就得拉到财阀、金融家、资本家的支持。

至于说什么工业债券优先买土地什么的,说白了,就是把优质的、有潜力增值的国有土地,低价卖掉,筹集资金,完成基建和重工业基础。

顺带解决一下华北地区的“土地赎买”,强制地主转型。

按这个套路,强制转型的地主,手里捏着的,与其说是铁路的股票,不如叫强制储蓄工业国债。

到时候,地主无非两个选择。

要么,每年领点利息,等着将来铁路修好了,迁徙到松花江畔买地垦殖经营、卖大豆,融入贸易体系。

要么,把手里的国债券低价卖掉,谁有钱卖谁,拿着现金,但不可能从朝廷这里拿现金——想从朝廷手里拿现金,到期之后才能兑。

为了防止工商业资本往华北的土地上回流,肯定还是要加一些土地买卖的限制条件的。

简单来说,就是依靠这些年朝廷积攒下的“信誉”、“跟我走能发财”的惯性,筹到钱。用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此时的荒地”,作为投资的回报。

实际上,仍旧是高额的收益率。一方面有固定的股息,另一方面还有将来的土地,算起来收益率绝对不低,只不过是个比较长的周期。

经济嘛,开玩笑地说,有时候就是透支未来。

透支未来,赌技术革新、新的爆发点。

如此时刘钰说李欗不要首鼠两端一样,等于是低价出售将来铁路附近的可耕种、可种经济作物黄豆的土地,那就是透支未来。

这事,真要论起来,和前朝万历末年的袁世振盐法改革,差毬不多。都是把将来的潜力透支掉,先把钱弄出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刘钰对未来当然是有信心的,而且并不反对这种透支未来的做法。

毕竟,他又不是站在李家王朝的角度去考虑“未来”的。

拿三都知道,土地这玩意儿,无所谓,逼急眼了就革命,革命完了分地。而大工业、基建、铁路什么的,搞出来的就没法拆,你总不能一人扛一个铁轨回家吧?

大顺将来死了,地还在那,无非就是地归谁的问题。铁路、基建、运河、还有将来要修完的黄河新河道,总不至于说将来再出个反人类的,把黄河扒了吧。

是透支未来吗?

可以算是。将来可能能值3亿两的土地,现在筹钱修路也就卖个几千万两。

或者说,大顺王朝最保守的军事力量,可能的边疆良家子、血税自耕农,也即将来镇压的锋利的刀,地被资产阶级占了,那肯定这样的血税自耕农就少了。

但透支的,是大顺朝廷的、哪怕是李欗将来搞点事之后的新新顺朝廷的未来。

对于抽象的民族、未来、总体、将来的国家,等等而言,则是生产力的提升,和一笔巨大的遗产。

因为像是刘钰,不站在李家王朝的角度去看这件事,那就不是透支未来。

相反,会给未来,带来大约2亿亩商品粮大农场化的耕地和与之相关的土地概念水利建设等;会给松辽分水岭以北带来至少几百万的快速迁入的人口,即可实边,又可缓解华北地区转型的小农痛楚;会留下一个基本成型的关外铁路网;会留下一个和大顺经济更加绑定的南洋蔗糖经济;会留下为铁路修建而增产的冶铁厂煤矿。

以及,会带来数百万的农业雇工、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等。

不过,换另一种视角看这个事,其实更明白。

简单来说,就是“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利益分配。

快速变现,朝廷拿小头。

土地售卖,资本拿大头。

大顺朝廷拿到对外扩张的小头利益,去修路、基建等。从而使得原本不值一文的一些地方的土地变得值钱,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需的条件,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修这条路是为了方便资本赚取利润。

让资产阶级拿到对外扩张、边疆战争和殖民掠夺的大头。

如果这么看,那就很清楚了。

至少在这个体系之内,谁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国家机器是为谁服务的、以及资产阶级认为自己还无力统治转而将统治权暂时交到旧贵族中萌生出的新一代,由他们暂时代理统治。

从这个角度看的意义是什么?

显然,意义非常大。

李欗若是能明白这一点,能理解阶级间的利益分析,那他才能知道自己该怎么搞事、搞事要依靠谁的力量、搞成之后怎么回报、以及之后的政策该为谁制定。

土地,本来就是这个大航海时代的尾巴期扩张的最大成果。也是最容易变现的。

李欗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只要交通工具变革了,那么原本一文不值的很多土地,就可以迅速升值。比如北美的土地、澳洲的土地,当然也包括说松花江黑龙江畔的土地。

刘钰的意思也说的很明白了。

你可以打着帮助小农解困、增加人均土地面积、移民以解人地矛盾的幌子。哪怕说伱打着诸如什么《论贫困的消灭》里面那样的幌子,也无所谓。

关键是,你得清楚。

幌子是幌子。

尸骨是尸骨。

李自成是李自成。

你是你。

你可以打这样的幌子,但你得明白,幌子之下,你是要为资产阶级更好的获取利润而服务的。

老马说:【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等等,将其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使得土地并合于资本……】

这种模式,在英国表现为圈地运动,在北美则表现为大块土地售卖制和土地赠送制。

区别就是,圈地是因为地上有人;而北美模式则是因为……把原本上面的人,杀光了。

在这里,大顺采取的方式,类似后者,而尽量避免在核心区搞兼并。

更准确点说,就是刘钰在告诫李欗,不要在那些无人的边疆地区,仍旧试图用“青春版的土地思路”去解决问题。

既然说,承认私有制、认可土地买卖,那么小块土地所有制最终还是会玩成兼并,亦即伊里奇说的“美利坚模式”——国有土地、宅地法、小农、贫富分化、兼并、最终资本主义性质农业的农场。

那大顺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情况,那就干脆别脱裤子放屁走完这个过程。直接搞大块土地所有制。包括以欺诈让渡国有土地、低价售卖国有土地、赠与土地、优先购买等等任何可以的方式。

以史为鉴。

早期北美这么搞,确实出现了土地投机风。那纯粹是因为汉密尔顿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运输水平,多迈了一步,扯着蛋了。等着铁路等修好之后,使得土地经营有利可图,最终还是完成了兼并和大块农场。

而大顺这边恰恰不同。

一旦铁路修好,松辽以北的黄豆若能运出来,那么这里就完全可以套用南方州的种植园模式,依靠市场、经营土地。

确实如刘钰所言。

大顺有些地方的基建,资本是愿意出钱的。因为资本是“单对单”的。

比如说,武夷山到闽江的运河,资本出钱修运河,资本收的是运河的通行税,这是有利可图的,而且长久看都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对外茶叶出口依旧把持在大顺手里、只要欧洲人没有偷走茶苗,无论将来大顺的政策怎么变,是继续松苏出口、还是广东通商、亦或者直接福州通商,那么从武夷山到闽江的运河都是有利可图的。

包括说,修建的从胶州到济南府的铁路,也是如此。

这即是“单对单”,资本只看自己投资的单个事物的效益,而不可能去统筹全局。

而如从京城、亦或者旅顺,修过沈阳、过六百里松辽分水岭直到松花江、黑龙江的铁路。

只看铁路,短期内效益和回报,基本是看不见的。

所以。

要么,朝廷出资来修,从全局的视角来看问题。这里包括传统的全局视角:实边、迁民、解决华北的人地矛盾。

要么,就得出台相应的政策,使得铁路本身被抽象掉,而把利润放在别的地方,从而让资本愿意出这个钱。

这里面的区别,对于统治者而言,那可大了去了。

简单来说,第一种,朝廷出资来修。

比如说,搞“三饷”模式,且学崇祯,【暂累吾民数年】。

结果修成了,老百姓也不满意,地主跑那边种地也不记朝廷的好处、资产阶级说不定还得被“助捐”啥的心里也得骂。

完后吧,事后移民、屯田、戍边、实边啥的,迁徙人口,大家不肯迁徙,又得骂一顿。

但是,换刘钰说的这种模式,那就大为不同。

资产阶级美滋滋地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原始积累、以后还会返还“本金和利息”,完后还能通过剥夺那些农业雇工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

小农这,又觉得不伤自己、不曾征饷、家里过不下去又可以去那边打工种豆子,说不定还能得块农场周围的份地。

而劳动力,本身又不缺:地主兼并、放贷、或者破产导致自己失地,“自愿且主动”地爬上开往松花江的四等车厢,去给人种豆子,那至少不是统治者征三饷导致的。

而且若是李欗办的,那资产阶级不得给李欗立牌位啊?

所以说,事,都是一个事。

修路。

地,最终发展下去,只要不出现革命,那肯定也是一样的结局:最终兼并。

但是,过程就完全不同。

前者全是骂名。

后者则至少还有资产阶级给烧高香、立长生牌、认为这是个可以依靠的资产阶级的“好皇帝”。亦即老马说的,走到最扭曲的程度,唯有皇帝才能维护资本主义、唯有小偷才能保护私有财产、唯有道德低下者才能当教皇的版本。

所以,这就是刘钰说李欗还是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的真正意思:你需要,换一个阶级来当你野心的助力了,要用工商业时代的情况来思考问题了,要知道拉资产阶级了。

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拿三,背后真正的依仗是金融家、资产阶级,最终干成的事也是工业的高速发展。

李欗也是一样。

戴眼罩可以。戴上毡帽也行。

但不要真把自己当李自成,因为你当不成,你得心里有数,你就是个时代大潮下的野心家,而不是要救万民于水火、解天下之倒悬的英豪。

所以要戴着眼罩,去拉拢松苏的金融家、大资产阶级、以及拉拢那些心里实际上觉得自己应该是人上人的实学派“过剩”的识字人口。

因为,这些人怕的,是真李自成、张献忠。

而且如今还又多出来了实学激进派和儒家复古派的一个融合怪。

你戴上眼罩,别人就戴不成,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安全感、能缓和矛盾、能压住场面、能防止出现真的李自成张献忠。

简单来说,你可以搞强制赎买,你去祸祸地主。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暂时就安全了。底层想要东西,如果不从地主那给,那么底层就会从地主和资产阶级这里拿,到时候哪分得清是地主还是资产阶级?不若主动祸祸地主,反正华北地区的地主势力不强,而且先发地区内新兴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了,足以压得住。

给小农以小惠,缓和矛盾。

给资产阶级以大利,使之认定你才是“私有制的救世主”。

既是野心要当天子,万民之恩人、庶民之父,那么就得知道你得从哪个阶级身上拿点什么,才能给另一个阶级。从先发地区的地主身上拿,给小农,这是最安全的、也是风险最小的。

当然,对外扩张、边疆战争、殖民掠夺这一步,刘钰已经帮你走完了。而这一步,又没有搞成法革之后动员全法兰西的程度。

老马说:【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

拿破仑和法革时代,那几乎是法兰西的总动员了,所以连本带利偿还的对象,是整个法兰西的人群,尤其是大量的农民。

而大顺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对海外的掠夺、殖民占地等等,并没有、也不可能动员整个大顺三亿人的力量。

当然,征税是全国都征的,造的船里,肯定有陕西甘肃等地交的税,但好处可以忽视,也不给他们。而西北边疆的戍边、稳定等,才是下南洋、打一战的基础,但也可以忽略他们。

故而,这里利益,你可以直接给一部分人即可。

也即是说。

在原有的范围内,尤其是先发地区、亦或者说就是山东、京畿。你要当天子,就得从一个阶级身上拿点什么给另一个阶级。这里,最好是选割地主的肉,给小农,获取支持和稳定,同时让资产阶级看到你有稳定局面的能力。

在非原有的范围内,亦即三十年前非大顺的统治核心区外,如松辽以北、南洋、扶桑等地,刘钰已经用刺刀开辟了新市场、开启了掠夺,那么这些好处不需要割内部的肉。你直接给资产阶级、给军功新贵、给从龙之臣、给那些依旧还是读书人人上人心态的实学派自嘲为不是读书人的读书人,就不必、至少不必明面上,割一个阶级的肉给他们。

这便是刘钰说的,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但要折腾,那就不要无意义地折腾。

反正折腾的目的是早死早托生。那折腾到临死之前,多留点遗产是好的。

刘钰也不是把宝全压在李欗身上,只是说事已至此,新兴阶层早晚要琢磨事、总会找个代理人。折腾的方向有很多,但要是往这个方向折腾,那最好是找个会折腾、能折腾明白的人。

万一这个方向折腾失败了,自然会有别的方向的折腾。或者说,这个阶级的折腾失败了,自会有另一个阶级的人站出来寻路,新兴阶级是“双生子”,可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

这才是刘钰提醒李欗“工商”二字的真意。

过去的那一套,过时啦。

你得换个新思路、在新的时代浪潮中踏潮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玩传统靖难清君侧玄武门?

这次要带上新阶级玩了,不能老一套不动,只是燕王府的人代替了南京城的人,但交租子的人还是那些个,只是换个人交而已啦。

只不过,此时李欗既不可能说自己到底有没有野心,而且这玩意儿,得等机会。提前谋划有用,但不能机会不到就上,在大顺搞这些事有、且只有一次机会。不可能在酒馆或者军营里煽动兵变,结果就去蹲两年监狱就给放了,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大顺不是这样的,这个倒也不必提醒,李欗比刘钰更清楚。

但虽然如此,待刘钰把工业债券和农业土地绑定的思路一说,李欗心里也就回过味来了。

再联想一下刘钰之前的诸多政策,李欗之前有些看不太透彻的地方,隐隐竟有一些醍醐灌顶的感觉。

“欗闻公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果真如此,当真一箭双雕。资本不肯修路,却必垦买地,那何不修路绑定买地?”

“松辽分水岭以北,皆大平原,适合种豆,土地肥沃。算起来,不下二三百万顷。若取其中五分之一为诱饵,这修路之资,唾手可得。”

随后,李欗恍然道:“如今再想,这不就是国公的对日贸易垄断权,绑定军事义务的手段吗?”

“只是彼时直接以日本金银为饵,垄断权为信,绑定他们操练水手、造大船、养实习军官。”

“此时是朝廷既有信誉,可如扶桑金矿事,先画饼,而后兑现。这铁路债券优先买地,不就是当初国公对日贸易垄断绑定海军义务的换个模样?”

刘钰笑道:“岳爷爷昔日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法如此,这些事亦如此。”

“古人之言,殿下还是要善取其义、而舍其形。”

“譬若昔日,桓公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事,问管子为此有道乎?”

“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再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

“其中道理,便是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

“想要促进生产,那就想办法提升生产的价格,使得有利可图。而如何提升生产的价格,这又要想办法增加消费。”

“彼时制度,自与此时不同。于是管子谏齐桓,命大夫等官员收藏粮食,做储备之用。调动粮价提升,促进农业生产。”

“其实殿下不也已得其中之味了吗?”

“想着要摧毁印度的制糖业、传授日本水稻施豆肥法、以及苏鲁转型扩大对日出口换日本稻米的思路,本质上不也是扩大黄豆的消费市场吗?”

“古时的办法,自不可刻舟求剑拿来便用。因为此时并无大夫、卿、诸侯,他们也不再是最大的消费者。但思路还是一致的。”

“这土地问题也是一样。”

“想要资本乐于投资土地,除了售卖土地之外,更要给他们一个盈利的机会。否则,若不盈利,他们也不肯买,更别提还要加上诸多义务。到头来,只怕他们多半选择将土地分成小块,转卖小农。”

“所以,殿下不妨想想,对日贸易,朝廷对商贾授予垄断权,又给他们强加了海军义务。前提是什么?”

李欗略略思考,点头道:“前提是,之前跑日本已经很赚钱了。所以赚钱在前,然后朝廷保证垄断权、他们才会乐于接受海军义务。”

刘钰又笑道:“所以,修路在土地;土地在豆价;豆价在殿下说的三个方向。先创市场,而后豆价升、之后修路至松辽以北才会踊跃。”

“若如治黄河,先废漕;废漕运,先要伐倭、下南洋;下南洋,先要平西北。”

“是以,事不可急,亦不可缓。需得心中明白,至少有个大致的计划,而不是想当然地便去做,把前面的事做完、做好。后面的事,方可水到渠成。”

“你若有本事效管子,朝廷直接收豆提价,自是简单。可若是朝廷都有这本事收豆提价,那还愁什么修路没钱呢?是以,这事不简单。”

“殿下既有三策而昂豆价、扩大市场。那么,不妨……写书明论,使天下知。这事,便明着来,也无妨。印度日本,皆不能反抗,便知道也无用。”

(本章完)

第1480章 临别告诫(六)

提到著书立说,李欗内心咯噔一下,极是不安。

他是读过书的,也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王莽传》自是读过的。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

就此时的大顺来看,以史为鉴,不免还是要读先秦到两汉的史书。按照刘钰的说法,那叫生产力飞速进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时代。

而以李欗来看,虽然未必能完全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但他也隐约感觉到大顺的情况,如今着实有些诡异。

王莽成事,靠的是谁?

靠的是……当时实际上政治地位有些边缘的儒生。当时真正的政治上的主角,是军功贵族、宗室。

也即,王莽用的是当时的“边缘人”。

为当时的学者,建造了上万间的房屋,善待那些学者。

而伴随着大顺这边由于考据学的发展,不免很多人提出,说逸《礼》,多半是当时刘歆这厮伪造的,是为了为王莽上台和改革造合法性。

是以说,王莽改制,是个非常特殊的“篡位”,和之前之后的都有不同。

真要类比起来,倒是真的像欧洲如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军功贵族把控政治、读书人处在边缘地位、提出了政治理想,以此政治理想为凝聚力推人上去。

这和后来的纯粹的军事政变、造反什么的,是很不同的——王莽算是“民”选的皇帝,只不过“民”的范围有点小而已,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舆论权的阶层。

味儿,更类似于颜、革,或者别的什么。但肯定和什么曹魏代汉、玄武之变什么的,味儿完全不一样。

王莽改制,是反动。是完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反动,也是儒家复古思潮在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法、亩产百斤左右的生产力之后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证明其思想在道德上和永恒正义什么的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上过于反动。

而现在,大顺的情况和过去也很不一样。

一群读书的“边缘人”,在大顺内部的政治中是边缘角色。

一群新的“周礼”、“古书”之类的有社会思想、政治理想的学说不断传播。

一群有力量的阶级,渴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一群人秉持着歪经自然演化出了的“圣西门主义”里的精英思想,把此时的“阶层”分为真正的引路人、既得利益者、其余人,并且破有不少实学派以这种精英主义思维认为自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取代既得利益者,才能引领大顺向前走。

是以,这时候“著书立说”,不免有点刘子俊播古文经学,传《逸礼》《尚书》、定《周官》为经,为改制造势的意思。

如今,人上人心态的实学识字人口,想要政治上的地位;资产阶级想要利益和更加保障他们的利益;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琢磨着要解决普遍贫困和小农之难。

对外扩张、扶桑南大洋数以十亿计的土地的事实、小农贫困人地矛盾到无以复加的现状、以及先发地区的一些改革已经崭露成果的乐观,一股暗流实际上正在大顺内部涌动。

而这种暗流,在大顺又是以一种什么奇妙的角度切入的。

人地问题。

人地问题,可以是兼并问题,也可以故意避开兼并问题,甚至还可以直接上人均粮食拥有量就是不够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此时的大顺,只是个幌子。

当土地不可加增的时候,视角只能投向兼并。比如被旧党视作王安石未发迹之前野心就以显现的《兼并》诗。再一个,宋朝那情况,对外扩张什么的,也不怎么现实,打不过,扩张个锤子?

时间走到大顺这。

人地矛盾已经十分吓人了。

玉米等作物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使得西南山区的人口都已暴增;地瓜土豆之类的作物,即便作为救灾之用,也是“神物”,原本大灾之后照着三成的人死,现在可能也就死个一成。

是以,土地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这边最容易引起重视的大问题。换句话说,土地、农业,是此时这边生产力、总产值最高的产业。

原本讨论的空间,无非也就是限田、均田。

但伴随着大顺对外扩张,以及扶桑土地垦殖的初步成功,由土地为楔子引出的问题就复杂了。

总的来说,仍旧在讨论土地问题。

但是,现在人地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幌子。

移民增地,那么移民的钱从哪来?

基建方便移民,那么基建的钱从哪来?

开发扶桑,泄压垦殖,那么船票问题怎么解决?

移民来解决人地矛盾,出生人口在这摆着,一年得往外“送”多少人?这么大的规模,钱从何来?

既是最后核心问题变成了钱的问题。

那么土地问题作为引子,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经济问题。

到了经济问题,那就不可避免要谈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这些东西。这玩意儿和万有引力一样,牛顿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是发现了万有引力,意思是说万有引力在牛顿之前是存在的。同理,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这些东西,不是说现在大顺这边不谈,那就根本不存在。

放在此时的大顺,这不是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哪个阶级要唱主角的问题。

比如说,皇帝彻底疯了,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那么,就北美那样的情况,你不可能去搞国野之别,就算说你要搞国野之别,那你也得有国人吧?

“国人”从陕西,到齐鲁,那倒好说。

“国人”从威海,到金山,这就不好说。

这不是靠两条腿就能跑过去的,得造船、得准备食物和水、得有造船业和伐木焦油帆布等相关产业、得训练水手船长等等。

说到底,还是个经济问题。

也即是说,伱玩哪一套,在这个时代,问题由土地问题、人地矛盾引出,最终也只是个引子、楔子,还是要走到“哪个阶级唱主角”、“东进运动”由哪个阶级主导的问题。

很多东西,不是说,一个政策一出,刷的一下就解决了。

这里拿后世北美的《宅地法》举个例子。宅地法,是“将国有土地出售给个人”。可问题是,在这之前,好地,已经被铁路公司、伐木场、金融资本等圈的差不多了。在宅地法之前,资本已经在那里到处圈地占地了。并不是说,天降猛人,林肯在线点击了宅地法法令,刷的一下就西进运动了,而之前没有搞成就是因为之前的人都是傻子,没有点宅地法。

大顺倒是没有明确的《宅地法》,但是可是有非常明确的鼓励西域垦殖,不但免税数年还给籽种,那么有人去吗?有多少人去?有多少人能去?有多少人去的起?甚至于说,大顺之前对于实边问题,是给政策的,包括说自内地移民多少过去、垦荒多少亩,是给虚职官位的,但实际上仍旧聊聊,因为无利可图。

迁徙成本、运输成本,在大顺就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到底谁来唱主角、那个阶级“主导”大顺的东进运动、主导大顺的迁民垦殖计划,这就是个不可不谈的头等大事。

还是那句话:华人和中国人,似乎一样,但其实又不一样。如果站在血缘民族的“生存空间”、“未来空间”之类的角度,那么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脱裤子放屁。

啥也不用做、啥也不用管,刘钰已经通过战争和划线,拿到了大几十年的缓冲期。慢悠悠地“自发”迁徙,华人依旧可以环太平洋占据种族上的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解决不了中国内部西南、中原、西北、华北等等不靠海的地区的老百姓的贫困问题、人地矛盾等等。

是以,这才是大顺内部这股“暗流”涌动的原因——这些人,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是要解决大顺这个政治实体内的那些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的,而不是站在一个有些抽象的华夏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这个东西上。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有人地矛盾、土地问题等,引发经济上思考和讨论的契机,才有了刘钰说的“这个时代让哪个阶级来唱主角”的问题。

也即是,刘钰和李欗说的“把未来赌在工商业上”的问题。

现在,需要有个人站出来,用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风格——【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的方式,“继承”实学派。

大顺有大顺的特点,这里说的还是取其精髓,在大顺的现状下,用类似重农学派那一套披着符合本国传统认知的皮的东西,在旧框子里开辟道路。

旧框子就这么大,总会走到头。但现在,大顺距离这个旧框子的边缘,还早着呢。至少在边疆区、殖民地,还早着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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