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6章 终章 九三年(廿四)

那,才是真的绝望,真不是什么所谓民智不开的绝望,颜李学派的均田绝望纯粹是物质上的绝望,眼瞅着人口蹭蹭地涨,怎么算,都觉得地不够、粮食肯定要不够吃的那种绝望。

相较于这种绝望,所谓的民智不开,所谓的群氓无慧,那就像是少女的悲秋。

因为,就算五十年前,大顺被“天启”,民智大开,竟比法革更激进,大谈圣西门讽刺的那些空洞的口号。

那么,那些生态崩溃区、盐碱区、黄河泛滥区,就立刻能过上此时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被英国绅士讽刺为“懒惰、晴天晒太阳、晚上喝酒、随便种点玉米就吃不完喂狗、想吃肉随便去河边草地打猎、想吃果子有的是浆果”的生活吗?

世界,是物质的。

包括那些把中国当成理想国的欧洲启蒙者,也无法理解几十年前大顺精英阶层的那种绝望。

后世有句话,叫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之前,大顺的人口,实际上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还多,现在大约是五分之二。

在刘钰搞殖民扩张之前,实际上大顺这边的耕地,还不如后世的多。但人口,可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

而且,大顺的问题真的很特殊。

比如说,松苏可以搞贸易,所谓“男耕女织,女工本为次业,而渐成主业,不产稻米,以布易之”。

但比如说陕西、湖南、湖北、河南这些地方。你就算易,从暹罗运来大米,再运到陕西河南的,这得什么价?

不是说,商业运输、自由贸易这些东西不对。而是说,在西欧那种海港众多、内海众多的地方这样的社会存在所诞生的社会意识,去理解大顺这种内陆横跨万里的帝国省份,是会出现偏差的。

古人说,何不食肉糜?

那么,放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往往会产生“甘肃何不搓大黄易暹罗米”这样的堪比“何不吃蛋糕”的笑话——即便说后世的运输物流水平,一旦出了点问题,都可能出现菜荒,况于此时?

或者说,反过来想一下。若是交易这么容易,那么大明那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出来的官员,难道智商都低到这种程度,竟要把盐放开给商人,只求能够把粮食运往边疆?

延续到大顺,那些经历过明末战乱的大儒,一部分人真的是经历了深深的绝望。

刘钰活着的时候,嘲讽过颜李学派,说他们还号称他娘的通儒呢,还号称要由外而内精湛六艺呢,又是要农工百艺皆可称儒、又是六艺之中有“数”之一艺,竟然在谈均田的时候,连基本的数学都不会算,纯粹在那编数据。

可若仔细想想,只怕这就因为真的明白农工百艺皆可称儒、真的懂六艺之数,只是因为太懂,所以算了之后发现绝望,只能选择编数字以支撑他们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理念。

毕竟说,历史上这个学派南传,和被清廷鹰犬走狗追杀的门派内懂天文学的一人南逃避难有一定关系。要说这个学派在那纯粹胡咧咧说农工百艺都要学为通儒,似也说不过去。懂天文学,肯定要会数学;而且就后来来看,他们学派在农学上也确实不错。

甚至很早就有国际视野,历史上早在1736年就写过《忧西夷诗》,担心西洋人先传教、改信,然后突然发难效吕宋故事。

要说这么个学派,真不懂数学、基本的人口耕地的除法算人均土地面积,似乎也说不过去。

此时想想,只怕纯粹就是因为太懂了,所以数据根本不支撑自己的想法,又想搞均田,不得已胡编数字,甚至搞一些奇葩的“下等田百五十亩,细耕三十年后为上等田,再可多分三人”之类的话。

说他们绝望,是因为一个号称要做真君子、做通儒、通六艺的学派,在“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这个问题上,既不君子、也不六艺,在那编造数据。

只能说,对一群“以苦为乐、苦极而终亡”的异端儒家学派来讲,最后到编数据、做假账、编算术的境地,那真的是绝望透顶了。

这种绝望是这样的:

如果说,现在有人明确告诉他们,将来依靠育种、化肥、空气固氮、杂交、转基因等技术,能让亩产超越千斤。他们也未必绝望。

问题是,没有先知告诉他们,未来是这样的。他们的认知下,算起来轮作套作两年三熟一年两熟等等,最多也就亩产三石,那还得是上田加水浇田。

稍微一算,不绝望是不可能的。

这种几十年前,大顺精英的绝望,是所谓“宏大叙事”的、无关个体的那种绝望。

绝望于:眼瞅着黄河南流数百年了,不断垫高、经常决口,都知道早晚黄河要北决重选河道由北入海,这意味着有大约2.5亿亩的黄淮华北耕地,可能会盐碱化和生态崩溃,造成大面积土地退化,和一场延续几十年的、波及数千万人的大灾——历史上,黄淮的盐碱化和土地退化问题,延续了可不是几十年,而是百年。后世那篇《我的县长父亲》中的可敬的县长,忙着治沙、改碱、抗旱、种树,就是最终黄河北决百年之后的余波。

绝望于:怎么算,都算出来人口蹭蹭地涨,人均土地面积越来越少,早晚要到就算彻底均田都不太可能吃饱的普遍贫困。

绝望于:就算均田了,人口还是在涨,那以后怎么办?土地终究还是越来越少。

这种绝望,是18世纪的绝望。

后世,工业革命,催生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着眼于工业的未来,战天斗地,不会绝望,因为他们知道,工业化可以解决吃不上饭的问题。

而之前,一群地主中先行一步的精英,没见过工业时代,也不可能相信亩产千斤粮,囿于时代,终究绝望。

当刘钰出现,当大顺开始探索世界、抓住大航海时代的尾巴,问题其实仍旧没有解决。

实边,和解民倒悬,是两件事。

实边……人,是会自己生孩子的。

就说此时的澳洲,以“实边”、“占领”为目的,20万人足以,二百年后,便是自己生,也生的出上千万人。

亦或者此时的北美,以“实边”、“占领”问目的,100万人足以,有皮毛商人和人参贩子在阿拉巴契亚山扛着和阻碍本国移民,百年的缓冲期,一样千万人口。

但,解民倒悬,和这个是两码事。

如果要达成“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农民也能过好日子的愿景,意味着,大顺最好是迁民2亿5000万人。即便说算上东北、南洋、西域的分流,也得朝海外移民一个亿至少。

这,和“实边”、“占领”、“殖民为生存空间”什么的,根本并不是一个难度。

甚至说,是差了两个数量级的难度——前提是,你得把那些中西部地区的百姓,也看成是同胞、最起码看成是人。

商业,不生产商品,只是商品的搬运工。

商业,不会商出来粮食,更不可能商出来耕地。

货币,是一半等价物,而不是物品本身。

世界,是物质的。并且可以确定,这不是个五饼二鱼千人饱真实存在的世界。

的确,欧洲在1800年后开始加速,法国终于在1855年消灭了最后一次饥荒。

这,仅仅是技术进步的力量?

问题是,法国3亿亩耕地,1855年3000万人口。

山东现在已经3000万人口了,也不过9000万亩耕地。

换句话说,提前100年,1755年,山东省1000万人口,且没有黄河改道之灾,在无大规模灾荒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范围饥荒吗?

3000万人口,3亿亩耕地,不饥荒,是很值得称赞的事吗?

反过来说,他妈的整个欧洲最好的农业条件、最好的耕地、3亿亩耕地到19世纪中期、太平军忠王都用蒸汽机轮船爆锤阎罗妖、智利硝石矿已经大规模开采了,才养了3000万人口终于不饥荒了,很骄傲吗?

换句话说,大顺现在假设飞升到1855年,法国都办世博会了的那一年的技术水平,按照这个比例,大顺需要30亿亩耕地才能保证3亿人不饥荒。

别说技术这玩意儿,不是点一下按钮就出现的,得需要积累。

就算是瞬间达成巴黎世博会时代的技术水平,也得40亿亩耕地才能保证不饥荒。

问题是,大顺有40亿亩耕地吗?

或者说,假如大顺现在有40亿亩耕地,之前那些精英们,会绝望吗?会选择接受刘钰的改革思路吗?

变革,都是发生在矛盾积累太多、旧的一套实在撑不住的时候。活得好好的,谁闲着没事干,有变革癖?

大顺没有40亿亩耕地。

至于农业技术,机械运用上和巴黎世博会那年的世界第一水平肯定差距极大,但亩产……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很多人为了编造英国的技术先进,纯粹就是坏,在那篡改数据——原始统计上,人家写的明明是1750年每英亩产小麦18蒲式耳、1850年每英亩产27蒲式耳。结果为了显示英国的技术发达,把英亩悄悄换成了亩,结果可能是自己算了算,要是换成亩,1750年亩产1000斤小麦,有点扯犊子,于是悄悄地把18改成了8,这样似乎好像可信一点,但到1850年仍旧保留了27,亦即亩产1500斤。

1850年都亩产1500斤小麦了,那以后人类都在干啥?170年间,人类反而倒退了?要知道,170年后2022年,河南夏粮小麦平均亩产900斤,再创大丰收、那是要连着上新闻的大事,在这编数据英国1850年小麦平均亩产1500斤?

而如果不编数据,不故意篡改,或者稍微用点脑子、哪怕稍微能分清楚麦苗和韭菜——当然,这要求其实挺高的——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

如果大顺此时的平均亩产,达到英国第一次工业完成的1860年的平均水平,那么大顺可能要饿死大约一个亿的人口。

这很好算。

英国农业革命里有一个重要的改革,由三圃制,改为诺福克轮作制。

三圃制,是农业革命之前的。

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豌豆,第三年休耕,第四年再种小麦。

诺福克轮作制,是农业革命之后的。

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种芜菁(就高鹗瞎鸡儿续的林妹妹吃的那种大头菜,芥菜疙瘩的亲戚),第三年种大麦或者小麦,第四年中驴喜豆。

也就是说,在诺福克轮作制下,小麦在1860年的平均英亩产,是1500斤,折合亩产大约是250斤——英国既不是两年三熟,也不是一年两熟,更不是一年三熟。

这样算来,1860年的英国,主粮——芜菁不是不能吃,但谁把芥菜疙瘩当主食——的年均亩产,也就125斤。

当然,可能1860年还是有点“不发达”。

那1900年,法国小麦每公顷平均亩产18HL,奇葩单位,HL是百升。按照76公斤每百升的小麦最低密度制粉标准,亦即大约换算为每公顷2736斤。

一公顷,是15亩。

换算可得,平均亩产小麦182斤。

作为佐证,考虑到可能单位算错了,另一个数据,是【1910年,巴黎盆地的小麦,每公顷产24公担,是平均亩产的大约两倍】。

这个公担是200斤,这个很标准不用换算;而公顷公担什么的,都是米突制,法革之后最先搞得一套公制单位,以水和地球子午线做标准的无宗教和文化冲突的单位,这个公顷也很标准。

由此换算。

24乘200再除以15约为320斤。

基本可以和前面的平均亩产182斤相互印证。

也即,1910年,一战马上开打了,飞机都飞天上去了,法国的小麦平均亩产,也就180来斤。

嗯……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如果拿数据来看,也就那么回事。

但如果把“农业革命”、“科技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抽象为一种标签化的东西,打入思想中,那就会犯很多很多的“标签化思维臆想”的错误。

一旦标签化,就会产生诸多错误的想法:标签化,然后臆想那时候欧洲马上都要打一战了,这亩产不得好几百斤?

去掉标签化,就会发现非常吓人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按照法国1910年的小麦亩产来算,就大顺此时的人口、此时的耕地……

真要是搞什么诺福克四轮制、搞什么圈地运动搞畜牧业、搞什么今年种埋明年种草养牛马……

大顺要是全国就这个鸡儿水平,照着一亿人的人口往下减吧。

这些数据对大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顺就算有“先知”,就算用硝石硫酸磷酸盐等作氮磷钾肥搞试验田……

真要工业化追到1913年弗里茨·哈珀搓化肥厂的水平,或者说工业化生产的水平,那纯粹就是扯犊子。

不可能。

当然,说找群工匠,搓个简单的、不计成本的发电机什么的,那难度不大。

可说搞什么化肥厂,照着100年走吧。

当然,农业技术并不是只靠化肥,还得水利、良种、科学种植等等、等等。

但化肥肯定是关键一环。

意思也就是说,刘钰用硝石之类的天然“化肥”,给大顺画了个大饼。或者说,化了一个工业化就是美好未来的大饼。

但实际上,他自己都知道,工业化不是一个“先知”就能完成的。几十年内也不可能出现。

所以,实际上也就剩下了现实里的唯一选项——移民,垦殖。

西欧的农业革命,在大顺,不是革命,是倒退。至少在此时,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就是倒退。

大顺这边会种地的,若赶上运气“好”,黄河泛滥之后留下的淤土,主粮亩产其实可以超越1910年的法国小麦平均亩产的——最简单的,小麦和豌豆套种,加两年三熟算平均。

也即是说,西欧式的农业革命对大顺而言纯粹没卵用;而工业革命,就算追到1910年,耕地亩产也就那样;除非憋到追平1913年的德国水平,那纯粹扯王八犊子,至少三四十年内没戏,真要追到1913年德国的水平就太吓人了。

换句话说,若不移民垦殖,就算全面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顺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而粮食不够吃、人口滋生的巨大“绝望”感,也就更容易理解的——换句话说,大顺如果在内部,现在就算彻底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大顺仍然要面临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况且,那些人“绝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第一次工业革命。

的确,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问题是,纺织厂能搓出来馒头不?钢铁厂能搓出来大米饭不?

如果不能,那么对于大顺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就没那么大——我已经是棉布产量世界第一了、我已经逼到欧洲各种出行政命令玩埋汰的了,那么主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到底在哪?

这个问题,刘钰的那套工商业的扭曲理论,给了大顺这群人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刘钰跑路前,李欗和刘钰密谈的那些话:

修铁路、造轮船、搞基建。

让粮食长腿,从海外跑到中原,让“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概念有现实意义。

让长腿的人,从中原跑到海外,粮食不长腿、耕地不长腿,它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它。

而修铁路、造轮船、搞基建,就是大顺搞工业革命的……大义上的动力。

也即是说,大顺的工业革命,如果想要得到旧时代的精英阶层、至少说还能存着利民利天下的这些胸怀天下之辈的支持,能、也只能上来就照着重工业使劲儿。

因为,除了需要得到旧时代生产出的部分精英的支持,还要得到皇帝的支持。

而皇帝,不会在乎什么蒸汽机带动的纺车的,但却会在乎蒸汽机带动的浇田的水车。

蒸汽机是蒸汽机。它就是个牛、马、水排、风车。

纺纱机是纺纱机。

一袋子尿素、二斤良种,绝对比一块手表给旧时代带来的震撼大。

因为从上到下,脑子里最害怕的事,就是粮食问题。

引导变革的根本,终究也得把工商业藏在粮食问题当中。

那么,现在,大顺这边的粮食的问题,解决了吗?

并没有。

可以说,大顺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按照刘钰的这套说法,本质上还是粮食问题。

包括说取消钞关子口、土地是否可以交易、要不要均田,等等、等等。

于未来,那是迁民、移民、工业化,先走哪个、后走哪个的问题。

于现实……

还是老马的那句话【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生产的形式,就是封建、资本等等这种社会关系。

这些特定的形式,以生产资料占有、地租、贡赋、工资等等方式,完成分配。

取消钞关子口、土地是否可以交易、要不要均田,等等这些,本身就是【分配】。

举个例子。

湖北现在的手工纺织业,通过手工劳动,在社会生产中,通过他们的棉布,分配到了一些粮食、盐等。

那么,现在你松苏的机械纺织业,借助海外原材料的优势,把湖北这些手工纺织者的【分配】给夺走了。

那伱出钱给他们,让他们买粮食和盐吗?

就大顺已有的情况来看,别想了。当初刘钰改革,把贸易中心从珠江口转移到长江口,大几十万船夫、脚夫、买办、粤绣织工等等失业,选的可不是从新得利者那征税补偿,而是选了更便宜的方式——草薙。

现在大顺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一部分人,想要内地的土地。有钱,花钱买呗,反正允许买卖、地契交易、允许放贷、小农容易破产,这都正常。

一部分人,则也想要土地,不想交租子,而是除了交税之外都是自己的。朝廷不给,那就自己为自己主持公道,你李自成做得,我做不得?

一部分人,想要内地的市场。内地的市场又不是空的,既然湖北能有纺织业,显然她们得把布卖出去才行。但你们这些人太落后啦,不如我们用印度棉纱和蒸汽机的先进,我们要代表进步消灭落后,但是补偿安抚基本生存保障什么的我们是不会给的。

一部分人,则觉得这些机器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生存。你说我找木匠搓个织机倒是还行、攒攒钱买个铁轮脚踏机也行,可蒸汽机和织布机我哪买得起?既买不起,那就大家一起反抗,砸了得了,谁也别想有,否则都得饿死。

等等、等等。

最后,有没有个“折中”的方案,也即是说,国家的政治本身可以视作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下的妥协产物,有没有一种折中妥协的方案?

现在,大顺内部这么多的阶级、这么多的矛盾。

小农、佃农、地主。

手工业者、包买商、商业大资本。

雇工、工厂主。

游离在外的大的金融资本和已经成型的寡头财阀。

这里面,谁是软柿子?

捏谁,最容易?

捏谁,能走向未来?

这,基本就可以视作大顺现在想要继续改革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争论的根源。

再加上大顺的土地制度的问题。

而因为大顺这边皇权依仗的真正力量,是资本、军功贵族、实学派工商业力量、海军、殖民地利益者。

或者说,觉得还有必要改革的人,是这群人。

那么这个问题最后也就演化成一个最简单的选择:

是捏死小农?

还是捏死内地的租佃地主?

选了捏死小农,就彻底放开内外限制,资本、廉价商品、商业资本放贷的,靠铁路和火轮船一起涌入。

镇得住这三亿人的反抗即可。

选了捏死租佃地主,就得来一波疯狂至极的大变革,不惜打东西阋墙之战。

旧势力、传统力量,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来反抗,保证他们生存所需的社会条件——造反将直接由读书人引领。

不改?

李欗很清楚,他一死,大顺必彻底乱套。

他想给儿孙搏一搏。

所以,召回“先知”,其实就是李欗想要借刘钰的尸骨,做出选择:是捏死小农,还是捏死租佃地主。

选哪个都行。

因为刘钰是“先知”,不是思想家,所以他的话,矛盾之处极多、所作所为也是黑白掺杂。

比如,刘钰在松苏当初反动透顶的政策——女子来工场做工,工资开给公婆丈夫或者父母一半,而不是派人去家里宣传男女的平等、人身的自由、女子亦可工作养活自己什么的。

这件事,解读的方向,那就多了。

正着说也行。

反着说也行。

是捏小农,还是捏地主这事儿上,也一样。

都有尸骨可披。

李欗叫人万里迢迢把刘钰的棺材运回来,就是要在棺材前说出来自己的选择的。

(本章完)

第1507章 终章 九三年(廿五)

这种抉择,并不只是大顺自己的事,而是一场关乎世界日后思潮走向的大事。

不只是因为大顺现在的体量,内部一动,若有个三长两短,肯定会引发世界局势的巨大波动。

更因为,从启蒙运动、重农学派等开始“东学西渐”以来,某种程度上说,大顺仍旧对那些“生产国”而非“商业国”,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不管是所谓的迷信的无神论;在欧洲算是非常激进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亦或者那种依托于空想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的基于“人道”的空想……

种种这些,对于欧洲的很多激进者而言,都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超脱于空洞的巴黎沙龙辞藻的可考察的道路。

事实上,大顺这边,有不少欧洲人来求学、游历,并且仔细考察大顺这边的道路,并不断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将之前的“东学西渐”,持续下去,并且影响力越发的大。

正如此时,大顺这边的继续下去的改革,只要不往回退,但凡往前走,各个派别总能从刘钰那些乱七八糟东拼西凑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一样。

亦如刘钰生前自嘲的,说大顺在生产和消费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在生产力概念上是李斯特生产力、在对未来的构想上则是衍生出圣西门主义这样的一个三头缝合怪。

这种缝合,产生的问题当然很多。

比如说,被讽刺为生产和消费问题上的马尔萨斯经济学。

在大顺内部,实质上也是有分歧的。毕竟,大顺不是英国,甚至不是日本那种封建贵族制,是以自然没有纯粹的马尔萨斯。

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算是一种“消费不足论”。

大顺国内的一部分人,当然是旧体系下的得益者,支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地主、贵族、军官等等,属于理论中那种“有效需求”。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出来这么多东西,工人的工资肯定不可能全都买走,那这不得需要一批专业的、专门的“只消费、不生产、靠地租俸禄军饷、金融利息等消费的人”,否则这不是要出现“卖不出去”的危机?

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倒不是旧体系的得益者,同样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自己并不是地主、贵族、放贷者、金融食利者等等,但他们持有的这种类似的观点,则是另一种解释。

粗略来讲,有点像是“逆练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逆练之前的大意,就是说:

生产分为两个部分:简单再生产的生产循环——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循环。

而世界呢,也被分为两瓣:资本主义因素——非资本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生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来完成的。

然而,一旦扩大再生产出现,多余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也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因素内的资本家和工人,加在一起,都无法把这些东西都消费了。

那么,就可以得出个结论:只有向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可以承受扩大再生产的结果。

这个,非资本主义因素的地区,未必是殖民地。当然肯定也包括殖民地。

比如说,大顺内部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并未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来。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种“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用于将在资本主义因素内完全无法消费掉的商品给消费掉”。

殖民地就更不用提。

当然,正练的话,卢森堡的意思是说,如果全世界都普遍工业化、普遍被卷入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当中。那么,也就不存在超脱于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了,那么资本积累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最后就要总危机。

而逆练的话,恰就是大顺这边思想混乱的一个体现。

那些不是地主、贵族、金融食利者、俸禄消费者的那群人,他们也支持这种不正统的、被刘钰讽刺为变种的马尔萨斯经济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松苏地区的那些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厂——当然,大顺这边并不用这种词,但基本上差毬不多的玩意儿——要想实现资本积累,想要扩大再生产,必须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诉诸暴力的对外扩张,亦即必须当帝国主义。

而怎么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则又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那么就对外扩张呗。或者说,以此来解释大顺之前对外扩张的必要性、以及一定要继续对外扩张,深入扩张。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既是说,必须得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

那么,对外当然没问题。

而对内呢?

内地的那些小农,农民,他们显然是游离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外的,他们也能做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的消费者,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消费不足”的人群。

故而,是不是说,其实放开钞关子口等,让已经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先发地区,对内扩张,才是让工商业急需发展的必由之路呢?

所以说,刘钰嘲讽大顺这边的歪经是缝合怪。

因为缝合之后的效果,以及刘钰“传术不传道”的“先知”行径,使得即便说是“歪经”,那么怎么“注经”、“解经”、“释经”,都能五花八门,而且似乎怎么说好像都有道理。

一个被刘钰嘲讽的“变种马尔萨斯经济学”。

都能分出:“地主和食利者这种只消费不生产的人,是必要的,否则要炸”的一派;“必须要对外扩张,用那些没有大工厂生产制的地区消费商品,否则只靠内部体系内的工人和工场主买不下这么多东西”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派;以及“内地的那些人和海外殖民地的那些人在经济属性上没啥区别,都是发展工商业、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的体系外消费者”的对内激进派。

况于更复杂的东西?

而这些复杂的东西里,让欧洲来游历和“取经”的学者们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源于中国的重农学派”在中国完全不是显学,可以视作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潮导致的结果——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所以大顺这边反对重农主义,因为这俩“重农”,完全是反着的。

故而,奇葩至极的情形就这样出现了:

凡是真的来到大顺游历求学的欧洲学者、亦或者如拿破仑那种小时候就接触过大顺这边学者的人,对于重农主义和自然秩序,都深深怀疑,而且觉得大顺压根不是重农主义。

凡是在欧洲高喊着“东方智慧、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全都是没真的来过大顺的。

当刘钰的棺材从天津运到京城的后,不少欧洲那边的留学生,也即是真的来到了大顺,开始质疑重农主义的那些欧洲求学者,也怀着各种各样的、或是尊重、或是怨恨的心态,来送了最后一程。

在这个大顺抉择与转折的关键当口,来送一程的欧洲求学者中,有一个说起来有些黑色幽默的送别者——克劳德·昂利·圣西门。

大顺三歪经之一的真正创始人,李鬼的李逵。

已然而立之年的圣西门,并没有如历史上一样,十七八就跑到北美去支援反英战争。因为大顺的参战,北美的独立战争并未发生:简单来说,原本是南方种植园主、北方走私贩子、中间的大土地投机商一起反;而大顺参战的结果,是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走私贩子,达成了他们的诉求,跟着英军、法军、印第安人、大顺这边的森林轻步兵,一起爆锤了反叛的大土地投机商。

当然,他也没有机会宣布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去参加轰轰烈烈的九三年风暴。因为还未爆发。

他能来大顺求学,或者说游历考察,甚至走的并不是正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交流。

而他能来大顺,实际上走的是科学院的线,属于是科学交流,而不是官方政治上的往来,毕竟他这个贵族头衔就是个头衔空壳子,并不是此时巴黎宫廷圈子里的人。

这种空壳子贵族,法国一大堆。而能来大顺这边游历,主要原因还是大顺和法国科学院之间的交流。

他是达朗贝尔的学生。

而达朗贝尔所代表的法国科学院,和大顺这边的科学院,在微积分问题上爆发了一次旷日持久的争吵。

粗略来讲,就是个“无穷小、无穷大”问题,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问题。也即微积分的第一次逻辑危机。

事情的起因是个很简单的“小”问题。

说,一个质点N,质量大;另一个质点P,质量小。粗略地讲,就像是在地球上挖了个洞,因为万有引力的结果,会下落。但落到质心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是会停住啊?还是跟弹簧似的?还是怎么样?当然这里的质点N,不是地球,而是想象成把地球的直径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但保持原有质量。

起源是微积分的逻辑危机。大顺这边的微积分是跟着欧拉建起来的。

所以,达朗贝尔就先开炮,说按照你们这边的逻辑,咱们给这个质点P,一个垂直于NP的初速度,根据开普勒公式很容易算出来,这是轨迹是椭圆。这里假设O是其中的一个焦点,根据行星运动规律可知必然是围着这个O做椭圆运动的。

合着按你们这边的极限的意思,当这个速度越来越小的时候,这个椭圆会越来越扁,对吧?

然后,当最后取极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无限扁的椭圆,能视作一条无限接近直线的“直”线?

然后这意思是,P朝着O运动,然后极限到后,直接回弹,被甩回去、原路返回?这不扯犊子吗?

直觉告诉我,这显然不符合现实。不能说因为“极限”的存在,现实规律都失效了吧?直觉来说,难道不该是P先加速到N,速度越来越快;然后穿越N点,反方向运动,速度越来越慢,再被吸回来,最后来回震荡吗?

合着你们这意思,牛顿力学,在面对无限小的奇点问题的时候,会失效?

由这场争吵,达朗贝尔给出了他的数学史上的著名结论:

【无穷小量或者逐渐消失的量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量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如果是有,它就还没有消失;如果是没有,它就确实消失了。假设存在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就只能是一头由狮头羊身和蛇尾构成的吐火怪物】

并由此希望搞一套不用“无限小”概念的微积分,或者说修补了一下微积分的薄弱基础,以及再度把还没成年的微积分头顶上的“无限小”问题吵大。

这场争论,从大顺发兵印度打一战开始,一直吵到十年前达朗贝尔去世,实际上现在就在还在吵,并且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进来。

比如此时正在巴黎的拉格朗日,写了著名的论文《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大顺科学院这边也出了论文,《关于级数的收敛性,以及关于某个两不同函数有一个共同幂级数的特例以反对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含有微分学的主要定理,不用无穷小,或用在消失的量,或极限与留数等概念,而扫结为代数分析艺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研究》。

这两边对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此时世界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跟不上节奏的大背景。

去年,法国科学院在天文学上的获奖论文是《基于数学原理的宇宙星云说》;大顺这边天文学的获奖论文是《论非理想状态下的行星受摄运动的轨道方程公式——由月球轨道运行受地球形状与其余大行星和太阳引力影响下的轨道长期差问题、和航海年历导航下月球轨道计算精度问题所引出的思考》。

相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

此时的社会科学,则像是一个婴儿。

或者说,这是一战结束、刘钰跑路之后二三十年的一个世界背景:

数学和理科,已经在开始讨论星云说、三体问题、解决微积分逻辑危机了。

社会科学,才刚刚呱呱坠地,甚至刚开始哭唧几声。

技术制造和应用,则是工匠、手工业者,爆锤专业科学家。从当初的经度法问题上,钟表匠战胜了伽利略牛顿欧拉;到纺纱机,没学过理科数学也不懂微积分的工匠搓出来的纺纱机,对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影响竟似乎暂时看起来比那些都已经在考虑级数收敛性的科学院成员要直接且大得多。

这也是世界背景的一部分。

或者说,这也是此时的一种社会现实。

这种社会现实、社会存在,自然会催生出一种符合这种现状的一些思考,或者说一些在这个时代可能具备“显学”资质的意识。

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

首先:

基础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对宇宙都已开始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已经基本被理论解释清楚,让很多人普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尤其是刘钰搞得一些“先知式的科学结论”,比如生物学、化学这些东西的,更是以一种远超原本历史这个时代的速度发展着。最起码的豌豆故事,历史上要到1900年才开始真正具备影响力;而此时,刘钰不是那个人微言轻的孟德尔,也没有“点背”到遇到《物种起源》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和大量关注的事对冲导致关注度不够,自然很快全面铺开了影响。

再比如植物生长的化肥问题,以及空气中氮气问题,以及电学的起步等等、等等。

故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人普遍相信:人类,将来会更好。

会把这些走在应用前面的理论科学,用在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上。

也即,从纯粹技术的角度看:未来是美好的,更好的、更富庶的、可以吃饱穿暖的。

这种纯技术的观点,甚至影响了大顺的前皇帝,比如他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想法,就是这种背景下纯技术观点的一种体现。

其次:

技术、机械等,此时,还不到必须要大量资本集中研发才能突破或者成功的阶段。

相反,钟表匠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航海术的航海钟;纺织工自己在家,搓出来了改变纺织业的纺车;法国工匠,也能搓出来蒸汽汽车……

总之,资本与技术发明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密切。

仿佛,一个天才的想法,就能改变世界;一个工匠,可能凭借一种发明,瞬间成为技术领先的资本家完成阶级跨越……

人,或者说,技术,甚至可以和资本没啥关系。人,尤其是独立的、自由的、一个个的人,无限可能,说不定哪天就可能纵身一跃。

这,会产生很多的、至少此时看起来正确的想法:精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会让伱今天还默默无闻、明天则名声、票子、妹子,一应俱全。

再次: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工厂制等,已经在一些先发地区建立起来。

新技术的应用、新机械的使用,无疑生产出了更多的、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

或者如宣言里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虽然此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已经开始展露峥嵘,彰显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是,阶级间的斗争,在此时,更多的,表现在旧时代的毁灭,而不是新时代的无法解决的固有危机。

或者说,在此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固有危机、内生问题,还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问题。

反倒是,对旧时代的毁灭,原始积累的罪恶,叫上个时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仁义性善”之类的方式看问题的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小农破产、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的加剧、原本城市的中产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厂的商品冲击滑入赤贫。

技术的进步,按说应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要出现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那种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私有制,从逻辑上就陷入了一个需要“机械降神”的死循环中,因为这一套东西,所有制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而私有制纯粹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意志的结果意味着需要一个名为“守护私有制;但又不准兼并、不准压迫、不准剥削、不准低买高卖、不准投机、不准赚超额的利润、不准囤货居奇”的神明来守护这种意志在现实得以实现。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爱、鼓吹仁义道德。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起劲地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小生产者、小农等破产。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无代价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困者,甚至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

要么:

则陷入一种【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某种必然。

于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最后:

则是大顺这种历史上有个盐铁之争、官营、管控、均输、轻重等早期思辨的国家,则很容易产生一种批判的空想。

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发展实业、解决新时代体系下生产无序等问题,等等。

依靠科举制所衍生出的“选拔精英治国”的精英主义;继承传统的官山海、轻重术衍生出的“指挥棒来指挥生产”的设想;重农轻商传统下对生产和实业的重视衍生出的实业发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顺实学派所谓的三歪经之一的……圣西门主义。

这个历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响了法国三十年的、一等一的显学。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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