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映照在司马梦求紧锁着双眉的脸上，他暗暗做下了决定——为了掌握主动，无论如何，他都要先将潘照临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数日后，北京大名府。
晴朗的冬日里，万里无云，淡淡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河北名城，令整座城市都浸沉在一种明朗的严寒中，透出一种坚硬、洁净的美来。
但对此刻身在大名府的潘照临来说，却是毫无心情去感受这样的景致。石越的行程比他预想要慢许多，他在大名府，已经等了十来天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耐。
他还不知道司马梦求正在暗中调查他，对于职方司对安平事件的调查进展，更是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小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众宰臣时的情况——他毕竟也没神通广大到事无不知的地步。但是，他现在掌握到的情报，便已经足够让他感到不安了。
这些日子，汴京朝廷中，以封赏有功之臣的名义，大除拜接连不断。
先是左丞相韩维罢左丞相，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然后是石越罢右丞相。虽然没有正式拜左丞相，但从罢右丞相敕书上的溢美之辞来看，拜左丞相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是等着石越回京就会正式下诏。而接替石越拜右丞相的，则是枢密使范纯仁。
紧接着，兵部尚书韩忠彦拜枢密使，户部尚书苏辙辞相自请出外，枢密副使许将拜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章惇拜兵部尚书，工部侍郎曾布拜工部尚书，翰林学士安焘拜礼部尚书……接连不断的大除拜让人眼花缭乱，两府宰臣之中，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刑部尚书李清臣、枢密副使王厚三人没有挪位置！其中王厚也是新除不久。
两府宰臣的变动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汴京朝廷的重要人事变动，却远不止于此。
翰林学士院也发生了大变动，除苏轼仍任翰林学士，安焘高升外，皇帝又新任命了英宗治平二年的状元彭汝砺为翰林学士，又以尚书左丞钱勰、新党干将蒋之奇出任翰林侍读学士。
而在钱勰腾出位置后，又让尚书右丞梁焘升任尚书左丞，诏回张商英，让他出任尚书右丞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此外，又任命有名的才子，熙宁年间修撰《两朝宝训》，绍圣间又修撰《高宗宝训》的林希为中书舍人，同时负责修撰《高宗实录》。
刚刚换了御史中丞的御史台也迎来大调整，安惇时隔十余年，再次被任命为侍御史，原来御史台中不少旧党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纷纷升官，离开御史台，前往地方上担任各州通判，而以刘拯为代表的立场偏向新党的官员，以及以贾易为代表的程颐门生取而代之，成为御史台中两股新的势力。
门下后省同样没能逃过这次大调整，原都给事中胡宗愈高升，出任太常少卿，而以三槐王氏第五代中颇有名望的王震接任此要职，三槐王氏乃是宋朝有名的名门世家，出过真宗朝名相王旦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王震的叔祖王素也是历事仁、英、高三朝的名臣，但王震立场却偏向新党，为吕惠卿所荐，熙宁年间曾经在中书习学公事，出任中书检正官，为变法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出任过起居舍人等近职，熙宁末年始出外任职，如今风水轮流转，再次回到中枢，还出任都给事中这样举足轻重的官职。而副都给事中，则由弹劾刘挚立下大功的刑恕担任！
至于此外的各种任免除拜，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次的人事调整，有如暴风骤雨一般，又猛又急，涉及到几乎所有重要的机构，是熙宁、绍圣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次调整。即使是熙宁初年，新党初得志之时，也没有过如此剧烈的人事变动。
但这次剧烈的变动，却没有激起值得一提的反对声浪，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通过了。其中奥妙，便在于这次变动的“剧烈”，其实只是表面上的。
以两府的格局来看，表面看来变化虽大，实际上却只调整了两位宰臣，一个是本就准备致仕的韩维，一个就是自请出外的苏辙。得知苏辙出外的时候，包括潘照临在内，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以为皇帝在针对石越，但曾布拜工部尚书的消息却马上化解这种怀疑。朝中三大势力，旧党范纯仁拜右丞相，吕大防仍任吏书，在两府中的势力可以认为是加强了；新党许将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户部尚书位置，不用说也是加强了；石党少了个户部尚书，却多了个左丞相和工部尚书，也是加强了。其余宰臣则都是游离于新党与石党、石党与旧党之间，要么升官，要么仍维持原职，并没有人利益受损，三党的势力格局也得以继续维持，难得的皆大欢喜，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其余学士院、御史台这些次一等的核心官衙，虽然的确加入了一些新党，但原有的旧党纷纷升官，并非被贬逐，留任的旧党也依然占据优势，新任命的官员中也同样有如贾易这样的旧党官员，即使一些旧党官员对某些新任新党官员心存芥蒂，也很难找到反对的理由。现在三党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状态，总不能说这些官职只能旧党做得，新党便做不得。此外吏部尚书吕大防对于新党的暖昧态度，也对这些任命得以如此顺利通过极为有利，在崇政殿召见之后，范纯仁与吕大防之间，更是已经走到接近分裂的边缘，在这样的敏感的时刻，旧党也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力量去阻止对这些新党官员的任命。
而且许多的官员，比如张商英、林希、刑恕，其实已经很难说他们是哪一党，张商英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是石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新党，林希和二苏、章惇都是好友，他被提拔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高宗宝训》编得好，刑恕到底还是不是旧党，现在已无人说得清……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小皇帝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官员。此时的旧党连如安惇这样的新党复出都无强烈意愿阻挡，更不用说去针对这些派系难以判断的官员了。
自然，对于这种种内情，潘照临亦不能尽知，对于旧党在这次大除拜中的微妙变化，他也不明所以，但他依然敏锐的感觉到了隐藏在这次大除拜中的不利因素。
通过这次大除拜，两府、学士院、御史台、门下后省，小皇帝全部实现了“异论相搅”，尤其是旧党丧失对御史台与门下后省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的绝对控制之后，表面上是三党势力格局继续维持，实际却是小皇帝在一步一步的收复自己的失地。从此以后，小皇帝有了更多的筹码，在面对宰臣之时，将占据着更多的主动权，三党之间的互动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微妙。
而重新起用安惇、张商英、王震等官员，则是小皇帝在更加明确的向外界释放信号——他想要有所作为，他想要积极进取！他已开始培养自己的人马。
小皇帝想要进取有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潘照临亦不在意。为了让小皇帝的志向得以实现，他还暗中帮过皇帝一把，操纵杨畏、刑恕赶走刘挚，打破朝中平衡，削弱小皇帝推行北伐之策时的阻力。
但如今看来，这个忙似乎帮过头了。小皇帝比潘照临想像的要聪明。在他原本的设想中，刘挚罢中丞后，小皇帝不会再将御史中丞的位置交到旧党手里，新党有机可乘，也一定会觊觎这个重要的位置，两党即使不撕破脸，也会为此来一番明争暗斗。而与此同时，旧党内部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潘照临对算学、几何之学也是颇为精通的，深知三角结构才能稳定，两个巨头则难以平衡，旧党只余下吕大防与范纯仁，若吕大防地位比范纯仁高还好些，范纯仁性格温和，能居人下，可能二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小些，但现实却是范纯仁地位比吕大防高，如此性格温和反成为范纯仁的弱点，他的性格绝对无法让性格刚强的吕大防以领袖视之，如此，旧党内部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旧党势力若然分裂，而小皇帝为了进取之志，多半又会重用一些新党，这必然会招致旧党的警惕与反弹，但内部不团结的旧党绝对无法阻止新党的复兴，甚至会因此招致皇帝的反感，导致一些激进的旧党大臣被贬逐，这又将迫使旧党做出选择——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巩固与石越的同盟，与其选择新党，不如选择关系更好的石党。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决定。旧党无论如何，也会将石越推于北伐领导者的角色上。但这一次结盟，却再也不是以前，因为石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而旧党却再也没有了司马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了……
这就是潘照临原本的如意算盘。
但现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首先小皇帝在新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就让潘照临小小的吃了一惊。御史中丞仍然是旧党接任，这让旧党对新党复兴的警惕感大为降低。而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是吕大防的态度完全出乎潘照临的计算。刘挚罢中丞后，吕大防的确将自己当成了旧党真正的领袖，并矢志要继续巩固旧党的地位，让大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因为皇帝并没有对新党流露出过份的亲近，结果他反而将石党视作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潘照临更大的失算，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吕大防会改变态度，支持北伐！
吕大防的这个态度至关重要，这让小皇帝有了充足的选择。小皇帝并非是天生反对旧党，他只是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而旧党一般会偏向保守、稳重，因此他不得不要削弱旧党的力量。但如果旧党也支持北伐，他又有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人和事物，都是会不停的变化的。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一成不变的东西存在。熙宁、绍圣年间所谓的“旧党”，在仁宗庆历年间，曾经也是变法的“新党”，庆历新政就是旧党的变法。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念错了，而是归咎于朝中的权奸，终于有一天，他们都熬成了朝廷元老，宋朝也迎来了再一次变法的时机，他们本以为自己会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一次庆历新政，因此，在治平、熙宁初年的时候，旧党也曾经是希望改革的，但上天却没有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宋廷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变法之路上，于是，新的“新党”诞生了，正如在革命党的眼中，洋务派亦只不过是保皇党而已，因此，过去的改革派理所当然也就变成了“旧党”……但其实，所谓“旧党”的政治理念，基本仍然是以范仲淹的政治蓝图为基础的，只不过是略有修正调整，从无本质的改变。
但人类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却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给别人打上标签，然后又用固有的标签去解读别人。
从富弼在熙宁初年对皇帝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开始，旧党给人的印象，便始终是对战争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人们早已忘记，其实当年庆历新政的内容也包括修武备，面对元昊来势汹汹的入侵，是范仲淹与韩琦几乎从无到有在陕西经营起了一只能战斗的禁军，虽然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几乎打输了每一场战役，最后不得不坐视元昊建国称帝，与元昊议和了事，但从战略上来看，他们还是挫败了元昊入主关中的野心。而且，那个时代败给元昊的，也不止只有范、韩而已，十六七万辽军铁骑，面对元昊，也同样闹了个灰头土脸。无可否认，旧党中哪怕最杰出的人物，军事才能也相当有限，至少远远不及元昊，而且，惩于五代之弊，几乎所有的旧党人物对于武人都极不信任，防范猜忌之心甚强。但很少会有人去细想，这其实正说明了旧党在战争上的极度谨慎态度，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的。
人类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所谓“路径依赖”的种族。比如对待战争，如果本身具备相当的军事才能，并且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军事手段就会很自然的成为常规手段之一；但如果本身军事才能平庸，又不曾在这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军事手段也会很自然的成为最后不得己时才会考虑的选择。
从庆历到治平，宋军那不甚光彩的战绩，很自然就会让旧党在对待战争时变得格外谨慎。再加上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反战主义在旧党中成为主流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从熙宁到绍圣，宋朝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堪称辉煌。虽然人们在思想上的转变往往会困难而缓慢，尤其是在对西夏的战争胜利之后，宋军又一度在西南夷战争中折戟，这无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安平大捷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比起西夏，辽国对于宋朝是完全不同的意义。西夏哪怕是最强大之时，宋朝的士大夫也从未平等对待过它，它始终被视为一个臣邦，但辽国不同，辽国在宋朝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大国。
因此，全歼数以万计的辽国铁骑，对于宋朝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都是难以形容的。
许多旧党君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早就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如果对他们不够了解的话，就很难觉察。因为他们慎战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这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就算宋军所向披靡，他们也不可能变成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但是，避战、畏战、反战的思想，却早已烟消云散。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却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避战、畏战、反战，在初期，肯定都是以慎战的名义出现的。
潘照临虽然精于细察人心，但是，在吕大防身上，他还是免不了被自己固有的印象给欺骗了。
而且，他再料事如神，也绝想不到会发生折克行自蔚州突围成功的事情。
大雪封山，又被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以优势兵力围困，怎么看都是身处绝境，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