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2章 最后的闹剧(九)

李欗的话,听起来,不免有些讽刺。

之前眉飞色舞,要以自由贸易为新礼,而成新天下体系的人,其实压根就不信自由贸易。

这和压根不信有天堂的人当了教皇、压根没有礼义廉耻的人中了举人,一样的讽刺。

拿着《庄子·天运》里的故事。

讲了一个老马说的澳洲移民三千男女却没办法把英国的社会条件平移过去的道理。

最终又“反思”,大顺打赢了一战,赢的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这么大的体量和人口却要准备整整三十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最终竟还是赢的猥琐至极——靠蹲坑和海上骚扰,一点点把英国拖垮的,却根本不是海峡决战打赢的。

李欗不但开眼看世界。

而且真的去了大西洋打仗。

甚至算是亲身参与了改变历史行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才疑惑。

英国的那些法令,让英国抗住了中、法、西、俄、奥几个大国强国的围堵,最后还是靠着大顺的猥琐战术,拖赢的。

那,是不是说明,英国的对经济的全面管控、极端重商主义,才是正确的路呢?

在这里,李欗并没有望文生义。

以为重商主义就是所谓的抽象理解的重视工商业。

而是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重商主义,什么叫保护政策、商业霸权、航海法、和商品列举法的补贴或者重税政策。

而谈到九州之内的问题,避不开的兼并问题,又使得李欗不得不询问刘钰。

如果说,相信无形之手。

那么,土地兼并、放高利贷,钱往耕地和当铺上跑,这算不算是无形之手?

算不算是,在大顺这个小农和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社会现实下,无形之手的表现?

无形之手,是道。

就好比,这个道,是找温度高的地方。

而一杯0度的水,还有一杯15度的水,这个“道”,会去找15度的水。

但是,一杯15度的水,和一杯50度的水,这个“道”,就会去找50度的水,而不是继续去找15度的水。

而偏偏,有人自以为认可“无形之手是道”。

可实际上,是把“无形之手”看成是术——一种肯定会专门找15度的水的术,而不是找温度高的水的道。

类似于,只要用了,那么工商业一定会发展起来。相反,工商业没发展起来,反而土地兼并、高利贷横行,那一定是没用的结果。

老子言:【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一群人拿着脚印,以为那就是脚。

这,距离道,可就太远了。

当然,也不是说,这么搞不行。

兼并就兼并呗。

兼并到极致,土地都集中在大地主手里,那不就没有兼并了?

问题就在于……你得有本事不出张角黄巢朱元璋李自成。

历史证明,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个本事。

那么,就不能“抛开现实不谈”,只谈“道理”。

因为,世界是真实的、现实的。

所以,不能抛开现实不谈。

是以,李欗承认现实。

所以,李欗念了王安石的诗,也说了苏辙的评价。

最后,只能说,各取一半。

那,这话听起来,便有意思了。

各取一半?

颜李学派发展到最后,王源提出了“既要工商业发展、也要保护小农利益”的这种“各取一半”的方案时,思来想去、搜肠刮肚,最后想到了“惟农有田论”。

亦即,强化身份管控,如此才能各取一半。

这个“惟农有田”的前提,就是既要工商业发展、又不能跟朝鲜国似的取消货币、又允许土地适当买卖等等。

最后脑子一转,哎,你商人不是有钱吗?那我给你打个身份标记,商人不准买地,有钱也不能买,这不就解决了吗?

这,也是承认现实。

那么,各取一半,承认现实,得有政策、有手段、有统治技术、有具体办法。

而不是说,空在那谈政策,就能保证商人有钱不去买地、不去放贷,而是老老实实在先发地区搞工商业的。

那么,政策呢?

具体的政策,怎么办?

王安石给出的方案,在诗里写的清楚。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问题在于,这个方案本身,就是空想。

伱大宋也好、大明也罢、大顺也在内,算个什么东西,能做到【如天持斗魁】?

你啥组织力啊?

你啥基层控制力啊?

你真以为人主就是黄帝,能四面而知天下细微事呢?

一年十几亿亩土地,收不到2000万两白银的行政能力,也配谈【如天持斗魁】?

这倒不是在给横征暴敛唱赞歌。

而是。

我有本事收一亿两白银的土地税、但我不收。

和我也想收,但我没本事收。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得先有收一亿两的本事,才有资格谈“仁政”,我不收。

而你压根没本事收,嘴上却挂上“仁义”二字,那就纯粹是我当不了首富是因为我不想了。

不过,刘钰也没有追问这个,而是问道:“如今有一些学问,渐成显学。”

“即所谓均田、十一、造船、移民、垦扶桑。”

“先富小农,而后工商。”

“如此,市场可得。”

“如此,小农富,而为他人佣雇为工者,工资必高。”

“亦可算是如今条件下,苏子由之所谓‘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持以为久,而天下定’之策。”

“此种显学,甚嚣尘上,神魂渐成。殿下以为,或可行乎?”

“又兼或,有复古儒生之言,掺杂其中。以为成乡约、变井田,加诸其上,则更进一步。”

这,在大顺并不是什么忌讳。

一直以来,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说法,就是政治正确。

办不办是一回事,这个说法会不会直接被抓住杀头,又是另一回事。

这些说法,既然刘钰说都是“显学”了。

那么,李欗肯定是不止一次听过的。

况且,这的确真的就是如今的显学,尤其是新学派中显之又显的显学。

早在当年刘钰在松苏主持下南洋的时候,和颜李学派那群人扯犊子的时候,这个想法已经在市面上出现。

而伴随着扶桑的移民,使得一些东西,似乎真的可以实现。

之前讽刺颜李学派,说你们琢磨着人均五十亩地,压根不懂算术,在这瞎想啊。

可现在……

扶桑、南大洋,真的有几十亿亩土地可以耕种,而且气候适宜。

小农梦想。

井田复古。

工商新学。

这三种原本说完全不可能掺和在一起、甚至可能是不共戴天的学说,竟然搞成了一种大杂烩的显学。

不过,这个问题,难点不在于这是不是显学。

而是,显学可以在民间。

但是,显学不能在朝堂宫廷有代言人。

除非,显学不再是显学,而成圣学。

否则的话……你个公爵、你个皇子亲王,成了显学的“众望所归”,你想干啥?

这是你这个公爵,还准备再进一步,准备在大顺获封个“安顺公”?

还是说,你这个亲王,准备把这些显学之士网罗府中,准备开天策上将军府啊?

甚至于,再低一点,不是王公,只是士大夫。

那你这是准备“以一人之力、而易天下之学”?准备搞《三经新义》,改科举,搞学校,以后取士皆以《三经新义》为标准答案?

即便说,刘钰说纯粹是学术讨论。

但学术讨论这种事,处江湖之远,倒是行;而居庙堂之高,搞学术讨论,那就有点吓人了。

最开始,李欗只是和刘钰谈自由贸易,眉飞色舞,甚至要搞新天下。这个,问题一点不大。

现在,刘钰问这个,李欗就感觉到略微有些别扭了。

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打了个哈哈道:“此事,知难行易。”

“昔者荆公变法,而天下乱。总不能如前人所言,荆公就是大奸臣吧?总归是为社稷着想的。”

“如今,黄河还未修成,我看此事,日后再说。”

“待黄河道成……如国公言:后来人、后来事。”

“不过,是不是可以行折中之策呢?”

折中之策、折中之策。

这些年,大顺的政策里,最不缺的,就是折中之策。

各种折中。

既然说折中之策。

那么,也就是和稀泥。

刘钰也不必问什么叫折中之策。

无非就是。

既不均田。

也不大改。

工商发展。

一切如常。

而以朝廷之税收,行移民之事。

今年移一县、明年移一州、后年移一府。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天下几百州县,百十年估计也就差毬不多了。

李欗不必说什么是折中之策。

刘钰却不得不问一下,看看李欗对于现实和经济的理解,到底能不能担得起一些事。

遂道:“既说这折中之策,曾有人如此言说。”

“所谓:征税可以与太阳吸收地球蒸气的作用进行比较,然后在雨的状态下将它们分配到所有需要水来滋润和生产的地方。而这些水,又蒸发回天上,不断循环。”

“如果定期进行这种循环,则肥沃、滋润、生机、发展随之而来。”

“但是,当天空在它的愤怒中,在暴雨中倾泻而出时。蒸腾的水就这么多,这里多,那里就会少。”

“无论这里有雨还是那里干旱,也无论这雨水有益或有害,可以认为,几乎总是在年底被采取和返回的相同数量的水。”

“因此,仅分布就可以产生差异。公平和规律,它创造了丰饶。”

“水的循环如此,税收亦如此。”

“而以税收,作为移民迁民的支持,则有两种意义。”

“最开始,水的总量是一定的,但这些水,降到了该降的地方。”

“随后,随着迁民、移民、垦殖,总的‘水’也会增加。而就可以用更多的水,滋润更多的干旱之处。”

“依靠税款,支持移民和垦殖,作为移民和垦殖村社的前期支出。”

“那么,数年之后,这些垦殖者,既可以偿还前期的支出。又可以提供土地税、盐税等间接税。如此循环,则‘总的水量’越来越大,而可以滋润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

“这种说法,殿下以为如何?”

李欗并未过多思考,笑着摇摇头道:“并不适用。”

“若这些可以垦殖的土地,在中原,甚至在辽地,那都好说。这么讲,是对的。”

“但本朝现实,这些可以垦殖的地,在扶桑。那么,这个想法,就大错特错。”

“当然了,前面说,以水喻税,代天行雨,使之润旱而少涝,这个说法自是对的。”

“但后面嘛,就很不现实。”

“既在扶桑,数万里之外……若行英人十三州殖民地事,必不持久,数年必反。”

“而若想持久,从他们身上征税,完成这个循环,就不现实。”

“其一,扶桑数万里之外,一人迁徙所废,不下百五十两。只靠种植,几年能还清前期支出?”

“其二,对他们征税,最多也就能用在迁民过去之后,安置、吃饭、等待收获的这些事。”

“但,这些支出,是小头。”

“大头,是从中原走到海边、再从海边航行到扶桑。这个大头,他们的税,便毫无意义。”

“是以,此空想也,至少于本朝,毫不实际。”

“与其琢磨这个,倒不若说,继续发展工商,而加工商税,加大移民,作为折中之策。这个,或许可行。但要说,搞垦殖,以垦殖之赋,而为移民之资,并不可行。”

“此事,国公是在考教我呢。”

“国公在扶桑移民之法,并不是靠垦殖之利,而是靠工商之利。先挖金子后卖酒搓棉晒盐,说到底是靠这些利润,为工资,发给雇工。而雇工又拿此钱买地为农。到底来说,这钱来自于工商,而非垦殖。”

“我说的折中之策,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国公是在扶桑搞钱往扶桑移民。我不过以为,继续发展本土工商,而得税收用于迁民。”

“说到底,钱,还是要靠工商业来转动。而不能指望垦殖之利,自成循环。”

(本章完)

第1463章 最后的闹剧(十)

对于李欗的这个回答,刘钰算是基本上满意。

李欗觉得刘钰是在考教他。

实际上确实就是在考教他。

整体上,刘钰对于在湖北搞出来米禁这个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大顺需要一个“明白东施和西施的差距并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长得不一样;东施可以轻易地把西施的动作学会,却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这个道理,看起来跟傻子也该知道的道理一样。

然而实际上,真正能懂这个道理的人,在大顺,真的并不多。

最起码,太子就不知道,刘钰在松苏诸多激进政策的前提,是海运和南洋米东北高粱虾夷麦。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粮食这玩意儿,其实挺神奇的。

如果说,“人均”这个概念——以整个大顺来说,“人均”这个概念,其实是个扯犊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运输等能力不达标的情况下,南洋的米,并不能和河南的麦子,来个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说,以一省来论的话,人均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义。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进改革,虽然说,或许后世来看,也并不怎么激进。无非就是允许或者鼓励农民种棉花、种芝麻。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月,允许农民改稻为桑、改麦为棉、改菽为芝麻,就是非常激进的改革。

简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触动了湖北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底线。使得湖北的粮食产量,完全无法达到人年均450斤的红线。

粮食这玩意儿,过于神奇。

别的玩意儿吧,可能说,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着货到了的时候再用。

而粮食这玩意儿,不能说今天缺、今天贵,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马尔萨斯经济学来解释,就是,缺10%的粮食,并不意味着粮价上涨12%,从而达到和原本一样的销售额;而是,会上涨到让10%的人饿死、买不起。

马尔萨斯说,粮食这玩意儿啊,你要是用“正统经济学”这一套东西去解释,你肯定会哭。缺10%的粮食,绝对不是粮食涨价12%,而绝对是粮食涨价到10%的人饿死。

这个,算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的东西。而显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按照太子所想,农民种棉花、种芝麻,换了钱,算“钱”,绝对比种粮食合算,然后用钱买粮食,岂不美哉?

现实是,湖北种棉花、种芝麻,直接导致了湖北的粮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通过长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对大顺而言。

传统的“重农轻商”的真正逻辑,并不在于“想办法让农民改稻为桑”。

实际上,传统的“重农轻商”逻辑,面临的真正问题,始终是:农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动想改稻为桑,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不准种烟草、乃至于不要种罂粟。

农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来告诉,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相反,现实是,农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来“指导”,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反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去在这个“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的时代,种粮食。

显然,太子,连最基本的“重农轻商”的逻辑内核,都没弄明白。指望着他来搞改革,那完全没戏。

如李欗和刘钰说的,后来人、后来事。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后来的人,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拿出一个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术”。

刘钰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气蒸腾作用,比作税收。

国家政权,要代天行雨。

让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

这一点,李欗是认可的。

而下一个,说靠投资移民,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这就又是个“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了。

显然,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说得通的。

而大顺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大顺。

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术”。

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波拿巴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也不需要结合现实,中国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顺的问题,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

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必须要明白,圈地运动的三大利、三小利:

三大利: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三小利:方便征税、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

于此时的大顺,这三大利、三小利,全都屁用没有。

排他性所有权早在唐末之后就已定下、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人口压根不缺以至于卷到了短工一天就要几斤棒子面的程度、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让大顺的亩产为此时世界之冠。剩下那三小利,更不用提。

除非到了,大顺的发展已经到了下下下一轮工业革命,亩产又得到了极大提升、机械化水平到位,关键是若没有个三五亿七八亿的工业人口,根本不可能完成进一步发展的程度,才可以考虑这一套东西。

又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崩溃。

也必须要清楚,法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尔贝尔留下的本土工业替代政策,使得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买办这条路上,被本土处处掣肘。”

多进口了几件漆器影响本国细木匠,财政大臣就找谈话;多进口了三件棉布,国务大臣就出政策对穿棉布的罚款。这要是还不半死不活,那真是没天理了。

而正因如此,杜普莱克斯才想到了在印度收土地税的方法,来增加公司收益。

要征收土地税,就得养兵。

印度距离法国太远,不可能养出一支法国军队,所以杜普莱克斯要搞印度土兵。

而大顺,则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欲当买办而不能”。同时,大顺既不缺人,也不像法国距离印度那么远,甚至于靠着之前的木马计在锡兰移民十余万“吃过荷兰的苦、遭过迁民的罪”的对大顺忠诚的归义军。

那么,大顺是不是要全盘继承杜普莱克斯在印度的思路,全要靠收土地税、要养印度土兵补充兵员?

这些,都是稍有不慎,就被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

现在刘钰拿着拿三的空想理论的实践设想,来反问李欗,觉得行不行。目的就在于,看看李欗能不能明白,空想的方法论可以接受、但实践设想必须要和大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所谓拿三这一套的方法论,或者说这种让XX再次伟大的大致思路,老马说的很清楚了:用青春版的思路,解决衰老版的现实问题。用过去的方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方法论如此。

而画的大饼中,又至少是以小农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劳资关系、解决普遍贫困等为目标的。

甭管说,拿三最后是不是疯狂打自己的脸:这边说着增加国土财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思路、上台后就打了克里米亚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边说着要解决普遍贫困问题、要发展实业、工业和农业才是立国基础,那边搞出来了法国投机资本的狂欢二十年,最后干成了高利贷资本主义。

关键是,用这套“旧思路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论,衍生出一整套的“为全民谋福祉”的最起码听起来貌似可行的实践方案。

这,也即是刘钰说的,相当加强版的拿三、想要承担起这个破除一切旧事物迷信的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最起码要有一定的本事。

要有“发现问题”的本事。

要有“分析问题”的歪经方法论,虽然歪,但最起码承认物质世界。

以及要拿出一个其实是扯犊子、但听起来大家能接受且似乎未来可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固然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件事,好像这号人只能有三分之一的能力。

但,这,已经相当不易了。

大顺朝堂里这些人,能做到有“发现问题”本事的,就凤毛麟角了。

而至于说能有“分析问题”的歪经方法论,而不是到“分析问题”这一步就直接扯犊子的人,那就是在已然凤毛麟角的人中更少了。

李欗能理解当年庄子说的“东施效颦”的故事,能理解“可以平移蹙眉捧心、却不能平移长相”,这简直就可以算是大顺朝堂里“了不得、不得了”的人物了。

至少,比起大顺之前的主流之争,即“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道统”之争,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而既然是大顺的事。

那么,就不可能不以天下为视角,不以大一统的庞大国家为视角,更不可能忽视三亿小农的存在。

抛开这三点,在大顺,任何继续往前走的方案,都直接可以视作扯王八犊子。

而如今,刘钰既然和李欗谈到了如今的一门“显学”。

实际上,也即是说,当时代走到了这里、当大顺走到了这一步,怎么继续往前走、或者说未来在哪里的“关于未来的构建”的上,这门“显学”,至少算得上是一种“理论上貌似走得通”的方案。

甭管说,实践起来现实与否。

只说,如果说,连理论上都办不成的事,实践起来就更不可能。

而刘钰这些年潜移默化之下,提出了一个未来的构想。

这个未来的构想,是以“工商业发达、容纳了大量人口、小农最终摆脱了绝对贫困”为具象的目标的。

但是,目标在那、目的地在那,很确定。

路,怎么走?

这门“显学”,算得上“理论上貌似可以走到那个目标”的考虑了天下、考虑了大一统庞大、考虑了三亿小农的一条路。

但是,显然,这条路,或许走得通。但靠改良、变法,肯定是走不通。

政变,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改良”、“变法”,而不可能是天翻地覆的革命。

李欗的条件,或许可以靖难、可以清君侧。但要说让李欗发檄文、起义兵、十八骑蛰伏商洛、均田、永佃什么的,那他肯定没这条件,也没这能力。

他既看出来了垦殖自循环方案的不靠谱,也看明白了刘钰搞扶桑移民到底是靠垦殖还是靠工商矿,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刘钰觉得李欗亦算是有些本事的。

不等刘钰继续问,李欗便主动道:“其实国公搞得扶桑移民之策,本质上还是认可无形之手的。太史公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国公以扶桑金银矿之利,而让这无形之手操控资本,流向造船、移民、迁徙。这是取其道。”

“而兼并、买地、收租、放贷,其实也是无形之手的操控。”

“若如此,想要资本流向工商……是不是可以复王田法,耕者得田,不得买卖呢?”

“又以颜习斋之‘三十年赎买’之法,使得乡绅地主手里有钱。可一来不能买地兼并收租、二来放贷之始也多源于租佃。如此,他手里的金银粮米,不投工商业,又投哪里呢?”

“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亦即所谓无形之手,是为自然。既认此道法自然,何不以手段,田地不得买卖?”

“而迫使资本流向工商。又严加管束,至少二三十年内,资本不能从工商逆流回农业呢?”

“我是这样想的。小农耕种,亩产亦不太低。工商资本若逆流回农业,并不能使得亩产增加,也就是国公所言并没有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

“反倒是,若工商资本逆流回农田,更像是……这农田,更像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业?如今买地、囤地、收租之辈,少有改良土地的,不过是拿土地生息。”

“因着利息高,若4两银子一亩田,租取四六,亩产一石,则年回报率至少15%。”

“而且土地始终在那,不会如工商业破产化为乌有,是以本金始终不动。”

“再加上,这几年,白银流入、朝廷减赋、地方因着漕运改革等等减役,是以地价日升、粮价亦有所升。如此,不但生息,本金实则也在增加。”

“这么高的回报率,属实骇人。便是英人最赚钱的买卖做种植园,一年回报率往好了说亦不过10%。而本朝于阿姆斯特丹借债,更是能借到3%的朝廷债。是以,这资本若不流向耕地,那才怪事。”

“国公既谈国民财富总和不是金银,而是粮米布铁等等。那么,如今资本既把耕地做金融投机生息之用,并不是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既以《国富》之说,我看,禁止土地交易,或许是个办法。”

“固然说,这也妨碍了资本流向土地,妨碍了真的想要改良土地、兴修水利的。”

“但,要我说,如今华北两年三熟,若无大灾,亩产多在百五六十斤。那就算资本不是纯粹为了投机,而是为了发展土地的生产,那么我看这亩产,也未必提升多少。”

“反倒是说,少数人改良土地、多数人投机土地。”

“这等事,又难管,又无法区分。”

“不若,一刀切!”

“如此切上一刀,固然大资本改良土地的可能也没有了。但,更多的,是资本不能投机土地,不得不投向办厂、挖矿、冶铁、基建、运河、道路、航运、造船、玻璃、水泥、纺织等等行业。”

“也即是说,少了三分农业的利,却多出来十分工业的利。同时,又因着没有买地收租这等回报率15%的投资,资本又无处可去,到时候,其息日降。”

“待其息降,则可大发国债。或修路、或垦殖、或办大厂、或开大矿,也就方便了许多。”

“要不然的话,乡绅地主,手里有钱,便琢磨着放贷、兼并。便是发国债修路,只给5%的息,他们必是不肯。”

“至于市井显学,均田征税造成移民垦殖之说,一来若动,必要天下大动,恐成建兴新政。二来士绅必不相肯,若天下皆动,阻挠甚大。三来若一地先行,只靠那些农税,又毫无效果;若要有效果,必要天下皆动。”

“是以,折中之策,不若先发地区,先行强制赎买,发展工商。雇工得钱,自行漂洋过海。”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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